明代也有“暂住证”

桐城阮大铖,为什么被人当作怀宁人?较为公允的比喻,就是一张非官方的“暂住证”,甚至就是私家名片。说到“暂住证”,很多朋友可能很有点火气。弄一这么破玩意,得给人交钱,请人吃饭,再享受若干次犯罪嫌疑人的待遇,审审核核,贴上照片,盖上章章……总之,你比较受累,我比较同情。

对这个问题,精英们有很奇怪的看法,比方说什么居住自由啊,公民想住哪就应该能住哪等等。一上坛子,很多愤青跟着灌水。要说、自由吧,基本算个好东西,要不也不会有许多长辈都赶集式地“先烈”掉了。现实较之理想往往冷清也冷静——就算允许你想居哪就居哪,你也不一定就能想居哪就居哪。人家打开城门同意你居北京,你也别以为高架桥上一挥手,潘石屹马上就开车过,陪着笑脸递上钥匙:四环,二十一层,您将就,笑纳……弄不起房子,你走下高架桥,寒风阵阵,你唯一涌现的灵感:这里果然是寒舍!其他的,你妹呀,你以为你跟北京是亲戚呢!

所以,我对暂住证的看法正好与精英相反——这是极能惠民的民生措施,量身你的经济待遇,定做你的待遇。某次上京城,与一客人交谈。客人问:“感觉咱北京咋样?”随行一哥们修行不足,跟上一句:“咱们放牛的那块地,适合办厂,你回去投资怎样?”客人掏出手机,边看边思索。饭毕,客人一边点钞,一边顺手点出一张塑封的暂住证。

暂住证,那是很多人民的风光!与很少人民的绿卡,并无二致。如果暂住证都混不上的,只有名片可供选择了。况且,名片的成本很低廉,宣传功效并不差,也没有四处找人的麻烦。上面写什么,只看自己的想象力。

——阮大铖的自我推介,用的只是一张名片。因为明朝官方核发他的身份证是桐城,怀宁官方尚没有发明暂住证,阮大铖只能自己找个打印社了。

民间的阮大铖籍属之争,梳理起来格外有趣。

正史的正统,是一种想象。正是由于《明史》的特别记述,才有乾隆年后的阮大铖籍贯争议不断,引发了桐城(今枞阳)、怀宁(今安庆市区)之说。《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六》中一句“万历四十四年与怀宁阮大铖同中会试”,造成后世文史基本沿袭,当代学人亦竞相引用,使阮大铖原本不太复杂的籍贯问题,人为复杂化。《明史》为钦定正史,其“怀宁阮大铖”一说,今天再恢复本来面目,反而困难重重。

今天的怀宁县,又有阮大铖出生于该县江家嘴张阳山(今江镇镇江镇村)阮家老屋的说法,但该地仅有阮姓居住,并无史料佐证阮大铖在此出生或居住,且与史实中的阮大铖上辈的居住地相矛盾,故只能算是后人的一种附会。与文友谈起这些时,我给他念过一首诗: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有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这是一首歪诗,也是一首名诗。文友的回答是,这是张英写的。张英,就是《明史》总裁张廷玉他爹,所谓“父子宰相”中的老“宰相”。

其实不是。明朝有个进士叫裴应章,有个状元叫舒芬,还有个刑部尚书叫毛恺,至少他们仨早书写过这首诗了。

为什么说是“书写”而不是“写作”?因为“六尺巷”是个真精神,明显又是个假故事,虽然真正的“打油诗”作者我也不清楚,但常理之下,科举登第的读书人,是从来不肖创作“打油诗”的!

《明史》成于乾隆初年,《明史》之前的地方史志,关于阮大铖籍贯的记载亦与不同。清康熙十二年版《桐城县志》中,则明确记载阮大铖为本县丙辰科进士。其后的《怀宁县志》亦载:“大铖实桐城人”。阮大铖籍贯所涉及的两县,那时的记载是完全一致。桐城房梦觉(今枞阳县白湖乡人)的《浮渡名胜志》,撰于年间。介绍到浮山五云岩时言:“关外有五云岩,岩在翠华之上。亦曰阮集之读书处,为明末邑人阮大铖读书所也。龙眠(桐城)昔多名臣、理学,以大铖附魏阉,故多讳之,常寄居皖城(安庆),故称大铖为怀宁人。”浮山五云岩,高八尺,纵十尺,横二十四尺。岩洞空阔,居高临下,可揽浮山之胜。题刻“阮集之读书处”, 长 1.6米,宽0.54米,字体为行书,至今尚存,书者吴中即当地明末人。依房梦觉的这段记载,阮大铖不仅是桐城人,而且还是被龙眠的名臣理学家们,为邑隐恶而排挤出县籍的。《浮渡名胜志》不属于官修,对这历史性的悬案难以为证。但作者是桐城人,所记之事当是一条重要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