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明朝毒打之后,中日关系何去何从?

中日两国历史上曾多次交战,双方都有败绩。

事实上,作为东亚两个最大的国家,中日两国历史上曾发生过五次重大战争,分别是白江口之战(公元663年8月27日至8月28日)、元日战争(1274年至1281年)、万历朝鲜战争(1592年4月至1593年7月(第一次),1597年2月至1598年12月(第二次)),1894年7月25日至1895年4月17日甲午战争和抗日战争(9月18日, 1931 年至 1945 年 8 月 15 日)。

其中,在万历朝鲜战争中,明军击败了丰臣秀吉集结的日军,奠定了东亚此后三百年的和平局面。 朝鲜灭亡后丰臣秀吉的倒台也带动了幕府政治的兴起,日本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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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被明朝暴打后,被打得呆在小岛上不敢出来。 从此,明朝不再重视日本这个小国,并一度暂停了与日本的勘探、贸易和朝贡活动,无论幕府将军怎么写。 那封恶心的善意信,只是被冷漠地无视了。

不过日本一直是一个征服谁就向谁学习的国家,所以在万历朝鲜战争之后,就开始积极学习中国文化。 这一时期,中国儒家思想向日本传播最为广泛和深刻,直接影响了后世日本的政治经济格局。 甚至明治维新、进入现代社会,都是从儒学东传开始的。 在经贸方面,日本觊觎中国产品。 在幕府封建统治背景下,还积极鼓励中国走私商船与日本进行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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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都知道唐朝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事实上,明清时期,中国文化对日本和亚洲历史发展的影响甚至比唐朝还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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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惠贸易待遇,德川幕府热烈欢迎中国走私船

事实上,到了明朝,与日本的贸易就已经减少了。 嘉靖年间,实行了各种限制。 这是因为明朝的“朝贡”制度对日本来说是有利可图的,所以当地的割据势力,也就是大名阶级,为了获得与明朝做生意的机会而苦苦挣扎,甚至出现了像这样的极端事件。 “贡品之战”。

日本之所以单方面要求与明朝进行贸易,是因为明朝的生产力在当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明朝与谁做生意,谁就能享受到最先进、最丰富的物质财富。 尤其是当时日本的手工业还不发达,很多生活用品都是从中国进口的,包括糖果、药材甚至铜锅。 其中,“丝货”在日本最受追捧。 由于日本本国的生丝质量无法与中国相比,而且追求华丽外表的日本贵族只认中国产品,所以日本虽然是丝绸生产国,却严重依赖中国生产的丝绸,甚至达到“船无方,无丝可织”的地步。

丰臣秀吉时代结束后,继任的江户幕府德川家康非常重视与明朝的贸易往来。 他致信福建巡抚陈子珍,改善与朝鲜的关系。 但无论幕府当局写了多少令人作呕的“求爱信”,明政府始终没有开放与日本的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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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单相思的日本政府,德川幕府只能接受陈仓的“退而求其次”的政策。 由于公务受阻,获取中国货物的途径就委托给走私商船,赋予了中国商船非常大的贸易自主权。 正确的。 即使在1639年日本实行完全与外界隔绝的政策之后,中国商人仍然可以随意去日本探亲访友,并选择自己喜欢的住所居住。 为了吸引华商,一些知名人士还提供食宿,可以说是热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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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东传,中华文明遍及日本

日本在经济上渴望中国产品,在意识形态上渴望中国文化。

明清时期是儒学在日本传播最广泛、最深入的时期。 不仅古代典籍被全面细致地翻译传入日本,而且不同时期的不同思想流派也在日本占据了根据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粉丝。 以天龙寺为据点的寺院成为儒学东传的主要场所。 宋明理学、王阳明的《心学》、晚明的《修行》等儒家学派广泛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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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汉唐时期日本派使者来华学习先进文化不同,明清时期儒学在日本的传播主要依靠中原思想家赴日讲学。 其中,这些士人远渡重洋的主要原因是为了躲避明清之际的战争灾难,反对清朝的统治。 其中以明末思想家朱舜水最为著名。 明朝灭亡后,朱舜水于1659年旅居日本长崎,在日本讲学二十多年。 受到水户藩主、首相德川光国的好评,被视为日本的“国师”。 他主张“实学”,即能应用于世界的知识,对后世日本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此外,这一时期赴日的中国知识分子还有尹远、星月星举、木安清真、独一、季非如等人。 到了日本后,大多数人都出家为僧。 但它对于儒家思想乃至佛教禅宗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却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幕府第五代幕府德川纲吉甚至在江户汤岛建立了孔庙,向大名和官员讲解四书五经。

将明代公安派文学传入日本的著名学者陈元云,不仅与日本学者开创了日本文学史上著名的“柴山派”,还将中国少林武术传入日本,并与日本少林武术相结合。日本国营拳击软体,形成了本届奥运会比赛项目“柔道”,陈元云也因此被视为日本“柔道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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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批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家的影响下,日本学术界在儒学研究上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 可以说,中国儒家为日本培养了一大批著名的思想家,全面继承了中国明代的文学和经济。 科学、军事、法律、经济等文化成就甚至帮助日本建立了学校制度。 在此之前,日本的文化知识只在贵族、僧侣等少数群体中传播,普通民众没有接受教育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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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儒学帮助日本进入近代社会

虽然儒学的各种流派在日本广泛流传,但最主流的仍然是以朱锡学为代表的理学,因为这一流派最受德川幕府的欢迎,也最符合他们的治理需要。 新儒家强调人生而不同,君臣应按尊卑来履行职责。 还特别注重忠孝,这倒是很合幕府将军的口味。

在此背景下,以日本学者藤原兴吾、林罗山为代表的朱西学继承者受到幕府重视,成为官方正统学说。

但由于明清时期日本工商业在中国的发展和繁荣,日本下层阶级对阳明学派强调“道德”和“良心”的推崇更加推崇,这也符合他们的愿望。通过经济优势获得政治权利。 这种潜在的思潮虽然长期处于对立状态,但却为社会提供了一种反叛和质疑的精神,为未来推翻幕府统治和日本的伟大政治力量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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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从儒学进入日本的那一刻起,儒学本土化的进程就开始了。 不同的社会阶层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相应的儒家思想,并结合日本社会加以丰富和完善,尤其是“实学”的交流,让日本人发展了思想的实践性,将儒家思想的实践部分与日本社会联系起来。发展科学技术的精神。

当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文明敲开日本的大门时,日本儒家学者片山时辉指出,在道德上应以儒家为标准,在应用上应以西方为标准,从而达到西学与儒学的结合。 它明显改变了传统儒家重伦理道德、淡漠现实利益和经济发展的倾向。 日本学者对儒家思想的这些改进,推动了日本社会随后走向资本主义现代社会,为其经济发展和工业繁荣奠定了思想基础。

但另一方面,儒家思想中的“忠天、爱国”和强调“孝、兄弟、诚信”,结合日本固有的神道教和天皇永世血统的社会结构,衍生出“武士道”,使武士成为幕府统治人民的工具,所谓“百年耻辱,为王而死”的“二极精神”也从这里得到强化,进而形成了军国主义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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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正是明清时期儒学东传,催生了日本社会的发展和格局。 一方面,推动了日本勇敢地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融入世界近代史。 另一方面,也培植了日本成为军国主义的温床,导致日本侵略整个东亚地区,给其他国家造成了严重伤害。 可以说,它们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参考资料:《明史》、朱亚非《明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略论明清时期日本儒学东传》 、李笑言《明末清初中国学者东渡日本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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