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粮与后勤:17世纪明清蒙三方军事实力的晴雨表(含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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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胡之战预示着三方冲突的开始和加速

1619年的萨尔胡之战彻底引爆了三方之间的火药桶。 明朝、后金朝、察哈尔朝之间的三国演义,必然会因为资源总量的不足而变得更加迅速和残酷。 明朝实际上结束了中兴时代,蒙古人以为自己获得了新的机遇,但新生的后金却对此无比恐惧。

此后,各方军队将在相距不远的战场上厮杀。 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些战斗的结果,并对各自的武器装备有了大致的了解。 但如果我们深入研究一下士兵口粮更详细的情况,就会有更透彻的了解。 不会因为当事人所谓的绩效问题而产生无谓的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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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前线的明军经常遇到缺衣少食的困境。

首先,我们来看看历史最悠久的明军口粮制度。 虽然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每个士兵能放进嘴里的能量来源不同,但明军大体继承了两宋的口粮标准。 通常,每人有50天的战斗时间进行准备,每个士兵可以携带自己的3天份额。 剩余的库存由行李车或骡马运输。

参加战斗的前线部队被要求吃肉粉制成的麋鹿饼。 可以随餐泡水饮用,条件不允许时也可以直接口服。 同时,还配以晒干的米糊制成的皱纹米,或用谷物制成的杂糕。 为了调整士兵的口味,还分发了油芝麻丸或黑梅。 如果士兵只驻扎在某个据点,口粮标准就会立即降低,包括泡过的米、盐块、醋干的粗布等。 但无论哪种膳食计划,都不可能让士兵获得足够的能量和蛋白质。 军官和知名人士的层层回扣也导致士兵的口粮屡屡打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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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勤补给不足也导致明军战马状况不佳。

但即便是这些不理想的口粮标准,对明军部队来说也是一件幸事。 帝国的主要粮食产区位于南方长江沿岸,必须提前做好准备,才能有足够的份额进行大规模的远征。 但大运河等内河航道的运输,必然消耗远多于前线部队的劳动力。 他们的沿途消耗以及堵车造成的延误消耗了路上的大部分物资。 军需物资到达京城后,就不得不依靠效率较低的陆路运输,送往辽东前线。 民工和畜力的持续支出将继续减少前线部队的余额。

因此,明军饥肠辘辘、战马状况极差的情况,想必是那个时代战区的日常。 稀缺的口粮储备也必须首先分配给主要负责作战的将军和武装仆人。 进一步让更多的士兵挨饿。 这样一来,原本的数量优势在战斗中就会显得完全相反。 少数能填饱肚子的精锐突击部队,在正面交锋时却无法保障粮食和补给。 满洲军队经常拦截粮道,抢夺辎重,迫使明军吃掉他们的坐骑和马具。 不过,对付那些只能吃米和树皮的大头兵却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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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军的机动性和战力优势,直接得到了后勤保障。

以明军的悲惨处境为参照,满族士兵的待遇无疑要好得多。 按照现行清军出征的口粮标准,每名八旗士兵应配发小麦、小米和羊,供战前10天个人食用。 因此,除了需要自带盐等调味品外,他们每天能够获得的能量都比明军对手要高。 如果战斗的时间和距离增加,份额也会有一定程度的增加。 即使是投降的前明军,也能得到几乎相同的口粮标准。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总是有内陆士兵投奔外界,而满族却很少投奔明朝。

更好的后勤保障,让大部分后金士兵比明军拥有更好的体能和战斗意志。 这也使他们有更多的精力来实施复杂的部署和作战计划,并在困难阶段对更广泛的敌方地区造成严重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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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的重新崛起本身就是农业生产恢复的结果。

很多人都会怀疑满洲里的实际供应能力。 但据万历年间朝鲜观察家的记载,当时的东北亚地区已经出现了许多繁荣的农田。 大量内陆流亡者进入辽东,他们也需要农业技能来寻求免受当地蛇害的保护,这进一步加速了满洲农业经济的发展。 因此,在后金初期,无论是贵族还是基层八旗武士,都拥有自己的土地和农奴。 区别仅在于规模和土地质量。 这也是早期八旗军战斗力强的根本原因。

至于林丹汗麾下的察哈尔蒙古将士,出征的口粮完全需要自己准备。 由于当时没有确切的记载,我们只能以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骑兵作为参考标准。 在不进行大规模掠夺的情况下,可汗的士兵需要给自己提供大米、肉干和早期原始奶粉。 同时装备3-6匹马匹,用于长途行军和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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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丹汗的蒙古军队总体上保持了原有的传统

然而,在草原经济衰退的15至17世纪,成吉思汗时代的标准无疑是难以为继的。 林丹汗不可能有铁木真统一各部的力量。 尤其是农业产区面积小、产量问题,让普通军人很难吃到自家种的大米。 作为应对,蒙古人更多地依赖来自明朝的贸易和援军,甚至长期与晋北的白莲教进行走私。 但即便如此,他们的后勤水平仍然是明清元朝中最不稳定的。

这也注定了林丹汗最终的失败。 随着他的手下逐渐投降后金,他们也第一次得到了宗主的物资补给。 这让蒙古人有极大的热情为努尔哈赤等新可汗当兵。 林丹汉唯一可以用来分发的后勤物资应该是盐,盐在草原上极其珍贵。 但分配本身绝不能太公平,以免懒惰的人破坏了古老的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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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林丹汗只是一个破产版的蒙古小帝国

差异背后的结构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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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勤差距直接影响三方的军事实力。

作为三方军事实力的晴雨表,口粮问题本身也体现了各自国家的整体后勤能力。

从 1613 年战争开始到决定命运的 1644 年,后金士兵的伙食比他们遇到的几乎所有对手都好。 在大陆人口增长和粮食危机的背景下,这完全归功于我们自己的军事行动的成功。 与如今已经成为过去的明朝和蒙古相比,八旗体系的后勤模式也更适合激发基层战斗力。 大大小小的领导者,都是战场上军队的各级军官。 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也存在封建依附关系。 他们共同负责各自农场的农业生产。 至于努尔哈赤开创的顶层建设,更多的是整合各方资源的强制性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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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八旗成员大多都有自己的专属农场来养活。

类似的情况也存在于其他领域,比如金融领域更好的武器的快速掌握和推广。 由于建立一个大规模政权的时间极其短暂,不可能不动员整个社会来满足频繁战争所需的所有武器供应。 但我们不应该过度消耗,提前透支我们的综合实力。 无论是单兵使用的铠甲、弓弩、刀枪,还是需要国家投入的红炮。 满族在后勤事务上没有犯下明显的错误。 它让明朝和蒙古都相形见绌。

明朝在规划武装动员制度时,就是希望减少中央政府自身的大规模开支。 每个警卫站都有自己的专属土地,除了自己的军需物资外,大多还需要向高层缴纳土地税。 然而过于现实的设计思路和庞大的帝国体系本身却让美好的愿望化为泡影。 警卫站很快失去了大部分过剩产能,进而向朝廷索要天价的维护费用,从而成为明军整体后勤系统的可怕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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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原本是一个居住士兵和农民的军事基地,但最终成为明朝的财政黑洞。

尤其是当禁卫军的土地被重新“贵族化”的军政首领所垄断时,产量甚至无法满足全体民众的需要。 这意味着明朝失去了相当比例的动员和后勤资源。 但以原本建立的战略格局,帝国不可能将其全部清理干净。 我们只能利用额外的资源来招募军队,并将其投入到日益恶化的前线。 因此,全军从单兵口粮到武器再到武器系统的更新都显得非常滞后和缓慢。 花名册上有一个华丽的数字,但根本无法发挥应有的能力。

对于没有帝国包袱的察哈尔蒙古来说,其困境直接源于其战略位置。 因为我国两端的战略命脉都掌握在敌对势力手中。 这迫使他们以少得多的资源来应对明清两朝所施加的巨大压力。 此外,像林丹汗这样的领导人都有自己的帝国梦想,在具体战略规划上无法保持足够的灵活性。 结果就是军队系统的后勤永远是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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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结构的变化注定林丹汗不会成功

不过,作为加入另外两方的中间力量,察哈尔蒙古国的后勤形势也经历了坎坷。 而明朝这边,他们的困境并没有实质性的好转,始终在旧模式下“我行我素”。 一旦被迫转投满洲一方,后勤困难立即得到很大改善。 这种前后对比足以体现北京与盛京之间物流实力的对比。 虽然本质上大家还是“用兵种农”,但取得的成果还是有很大差异的。

历史在很多层面上都充满了惊喜,但某个过程一旦确定,参与其中的人往往很难扭转它。 明、满、蒙三国演义结束400多年后,我们需要重新审视那些活跃在前线的勇士,了解最终的胜败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