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屏:明代皇家艺术与权力》书评

《王屏:明代皇家艺术与权力》书评

克雷格·克鲁纳斯。 王之屏风:明代中国的皇家艺术与权力。 檀香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2013 年。248 页。

Craig Clunas(中文名:科尔),英国牛津大学艺术史系讲座教授,十余年来致力于中国艺术史特别是明代物质文化的研究。 中国美术史、中国历史、文学和文化研究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和相当大的影响。 近年来,他的著作被译成中文,加深了与中国学术界的交流与互动。 2013年底,柯勒律治发布新作《王之屏:明代中国的皇家艺术与权力》,重新审视长期以来被学者忽视的学术鸿沟,并审视相关问题。 在理解这个问题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

明朝的文化难道只是士大夫的文化吗? 难道明代文化只是在明末才盛行并仅限于江南吗? 看来,过多的相关研究阻碍了读者的目的,导致学术界对明代文化史产生了一些误解。 柯勒格凭借敏锐的嗅觉和独特的眼光,打算反驳这种刻板印象,而他选择的对象就是明朝的诸侯宗族。 这群皇室宗族从明初就被朱元璋安置到位。 诸侯王凭借自己的地位和特权,集中了各地的物质财富,这也是文化资本的象征。 因此,关注和研究这一群体,将有助于读者重新审视明代的文化景观,对当时的权力结构有全面、新鲜的认识。

本书概要

本书分为七章。 第一章充当“引言”,而最后一章更像是尾声而不是“结论”。 第二章至第七章各有侧重,重点讲述明代诸侯王文化生活的不同方面。 书名中“屏”的含义取自《诗经·大雅》中的“大国维护屏”句,比喻王室在稳定国家中的作用。国家。 前人对明朝皇室的看法基本上认为,永乐朝以后,他们在政治、军事领域的发言权有限,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国家的“局外人”。 柯勒律治希望通过重新审视过去不被重视的皇室族人的文化生活来纠正我们对明代中国的程式化思维。 他认为,尽管国王的权力在某些领域受到限制,但他们对学术交流和文化生产有很大帮助,并且在国家仪式中发挥着重要的象征作用。 于是,居住分散的诸王与都城的皇帝组成了所谓的“大朝廷”,编织了一张“泛权力网”。 本书的初衷是从艺术史/物质文化研究的角度重新探讨明帝国的政治文化格局。

在第一章“栅栏与屏风”中,作者首先试图厘清英语语境中的“王”、“国王”、“王子”等术语的概念,然后对明代的王会会议进行分析。系统。 一个简单的叙述。 他认为,与宋朝在京师控制诸侯王不同,明朝的封建王制与元朝类似,在概念上是周朝封建制度的继承。 国王对于皇权的象征作用也体现在很多方面。 比如,在正史书《明史》中,诸王占据第四至第八列,仅次于妃子,地位相当高。 当然,这是对他们地位的尊重; 而他们所谓的“封建国家”则缺乏明确的领土边界,更多的是“想象”的产物。 科莱格将其与经济地理学中的“中心地理论”进行了比较,并进一步与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茨在巴厘岛实地考察后提出的“范例中心”概念进行了比较。 (示范中心),相信明代诸侯王也发挥着类似的政治象征功能。 这也是作者在本书中用“王”而不是“太子”来指代封建国王的原因,因为“王”更能凸显单文中所蕴含的“王”所蕴含的“权力”内涵。单词。 接下来,柯勒律治将明朝的诸侯国王与欧洲、日本的国王进行了比较,实际上表达了他在“大朝廷”问题上借中国案例逃离西方中心主义的意图。

作者在书中提到:“‘屏幕’有两个作用,一是阻挡视线、隐藏物体;二是它可以作为‘表象’,隐藏隐藏在其中的各种特征。它就像一个图像。” (第9页)也就是说,作为明帝国的“屏障”,诸侯王虽然严重依赖诸侯王的军事职能,但履行着保护帝国核心地区的军事职能。 永乐之后,它被淡化了。 这两个封臣是帝国文明的“代表”。 通过审视他们的文化品味和取向,我们可以一窥整个明朝的政治文化特征。 顺着这个思路,笔者选取了诸侯相对集中的地区:山西、湖广展开讨论。 在第二章“王景”中,作者认为,明代丰富的文字记载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后人感知的明代城市景观,因为这些文字大多产生于明代的时代。文人文化发达。 江南地区,因此常常制造出“以局部代替整体”的假象,将“江南模式”的城市面貌套用到帝国的其他地区。 江南没有诸侯王,那么江南以外的城市又是怎样的景象呢? 在本章中,作者探讨了地方志中保存的大量与封建国王相关的地理和文化景观,包括具有社会功能的园林、封建国王所庇护的宗教建筑以及作为封建国王象征的陵墓。封建国王的皇室地位。 围绕这类建筑,封建帝王与地方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权力互动与交流十分频繁(第46页)。 各地这种“王景”形成的城市景观也与江南的城市景观有很大不同。

接下来作者详细介绍了封建国王的文化生活。 第三章《晋王文》和第四章《周王图》内容十分相似,都讨论了明朝诸侯王如何利用自己的地位和财富特权来影响甚至改造。文化形态的塑造和发展方向。 作者自己的问题是:“帝王对明朝文化意味着什么?”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笔者首先考察了历代国王的教育状况,发现对王室子弟的培养受到皇帝的高度重视。 当时许多学者,如宋濂,都被派去给诸侯国王讲学。 许多封建国王都非常精通书法和绘画技巧。 作者甚至推测,各个封建氏族甚至形成了自己的书法或绘画风格。 但由于材料有限,无法证明这一点。 但无论如何,王公府成为各地的文化中心已是不争的事实。 书画作品被诸王宫中收藏、讨论、复制、流通。 皇室的支持和参与,为书画的保存传承、复制品的复制做出了贡献。 流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第三章主要论述晋代《宝贤堂古法书集》和周代《东树堂古法书集》。 第四章考察了至今幸存的少数国王的手迹或相关绘画。 目的。 虽然皇室临摹书画作品的初衷是为了表达作品本身的面貌,但拓片、临摹的过程中政治性较少,重要的是其传承文化的功能。 不过,作者也提醒读者不要仅仅将“文化”视为王权统治的可有可无的“粉饰”。 政治力量的参与有时能够改变“文化”本身的传承路径。 例如,宫廷文化趣味对形成书法经典的地位或改变其“排名”(第73页)有很强的塑造能力,也会影响画派的流行和衰落。

很难想象明初的太原成为当时中国北方的文化中心。 大量书画作品在这里收藏、临摹并流通到全国各地。 同样引人注目的还有各诸侯地下世界的文化瑰宝,即封建王墓中的陪葬珠宝。 第五章《梁王的珠宝》(《梁王的珠宝》)以诸侯王墓葬中出土的文物为线索,研究明皇室中一个独特的群体——王室中的女性。 皇室女性和皇室贵妇的身份和生活在历史和传记文献中始终保密。 科洛热找到了一种方法,从诸侯墓葬中的陪葬品入手,一睹它们的风采。 据笔者统计,全国已知的王子墓地有56处,且大部分已被盗,这给研究带来了困难。 不过,从有限的材料中还是能看出端倪。 例如,随葬品反映了封建主的文化利益:书法、字画、兵器、宗教物品等。 至于邻近的楚王、梁王,克律格发现他们的墓规有很大不同。 究其原因,笔者经过仔细考证,得出的结论是,这是由于两位封建皇子的婚姻状况不同造成的。 由此,对明代宗室中的女性地位提出了质疑。 笔者认为,明代皇女的权力是很大的,这从她们在墓葬的形制和随葬品的内容上的说法就可以看出。 明初社会是蒙元帝国的延续,与其他汗国的比较也可以印证这一结论。 氏族中的妇女经常通过交换礼物来建立情感联系。 交流网络横向发展——与当地社会或诸侯国王之间; 纵向上,即地区和首都之间。 物品的交换甚至伴随着家族谣言和丑闻的传播。 笔者认为,女性宗族成员在文学中或许处于边缘地位,但从物质文化的角度来看,她们的存在感却非常强烈(第153页)。 陵墓中的随葬品证明了王室与当地社会的密切联系。 尤其是明朝初期,诸侯王与封建国家的官僚、军事贵族之间的交往十分密切。

除了书法和绘画之外,诸侯还与其他形式的文化活动密切相关,例如书籍印刷、乐器的设计和制造、或者青铜器的收集和复制。 第六章“鲁王铜器”,重点介绍明代诸侯在这些文化实践中的参与和作用。 笔者认为,在明代诸侯王的理解中,这类文化活动不仅与审美相关,而且对社会秩序的调节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因此,在本章中,笔者从这个角度来审视封建帝王对文化领域的介入,以及他们如何通过参与文化活动来输出价值观和意识形态。 作者首先呈现了一幅明代诸侯王与文人官员之间互动与交集的图景。 事实证明,大批文人官员与诸侯交往密切。 比如,张居正的祖先是藩属军官,吴承恩也曾在靖王府任教。 许多诸侯国王都热衷于藏书出版,其出版一直稳定到明代。 然而,江南商业出版的发达和繁荣,实际上是在明末才开始兴起的(第179页)。 封建主的身影也出现在“乐”和“礼”领域,表现为参与乐谱保存、乐器制造、青铜器收藏等。氏族成员众多精通祭祀音乐。 他们对音乐文本和乐器规定有着强烈的依恋,也非常重视仪式舞蹈的规范化。 这背后无疑揭示了诸王对世界和谐秩序的要求,以及对帝国统治稳定的考虑。

最后一章“记忆中的灯笼”与第二章相呼应。 作者从诸侯详细的文化生活中走出来,看看明朝的显赫帝王们在王朝覆灭、时代变迁后留下了什么。 马克. 到了明朝末年,各地宗族成员的生活条件已大不如前,相当凄凉。 在明末的动乱中,诸侯王往往因为身份特殊而成为王朝烈士。 这样的邂逅,使得清代以后各地与诸侯王有关的遗迹成为了前朝记忆的拴结之地,并衍生出许多当地的传说。 此外,这种故国情怀在八大山人、石涛等宗族后裔艺术家的作品中也表现得相当明显。 时至今日,明朝诸侯王依然对各地文化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君王的历史记忆深入各地民俗,点亮民俗文化中的“记忆之灯”。

贡献与思考

柯勒律治新书的主要价值在于填补了学术空白。 对于明代宗族的研究,以往学术界主要集中在封建制度、政权地位的演变、藩属领地领域等方面,特别是宗族政权的压缩和腐败,隐藏的土地和被奴役的人口,以及南明朝的诸侯。 这个问题很有趣。 近年来,相关研究领域越来越广。 有学者对宗族犯罪、宗族婚姻、宗族娱乐、封建爵位纠纷、高墙布衣制度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考察。 结果令人印象深刻。 但平心而论,对于门派、封臣对文化领域的影响,无论是历史学界还是艺术史界,成果并不充分,深度也不尽如人意。 因此,正如作者引以为豪、学者们所赞赏的那样,本书是对一个几乎空白的学术领域的深入关注,这本身就是学院新作的最大学术价值。

其次,本书采用跨学科的研究视角,堪称相关领域的前沿研究。 第一章作者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反思。 用人类学、地理学的相关理论来解释明代诸侯与京畿地区的联系,是新颖的。 他还用“大朝廷”的概念将明朝的政治结构与欧洲、日本进行比较,可见作者的宏观视野。 在第二章和第三章的讨论中,作者指出,皇家收藏和赞助往往成为书画家地位重建的动力,随时对文化圈造成干扰。 这与当前艺术史的前沿研究非常吻合。 近年来,台湾美术史界对此问题有很多讨论,石守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他的文章《浙派画风与贵族趣味》、《明代绘画的帝王趣味》等文章都是从这一点出发,探讨贵族及其亲属的审美情趣与文人创作风格的互动。 这一理论几乎成为台湾学界的范式,影响了许多年轻学者的学术观点。 柯勒律治的书可以用来讨论学术界已有的成果,对推进相关领域的前沿有很大帮助。

当然,美玉最难做到无瑕,作者也有意从几个方面指出本书的不足之处。

首先,或许是因为太过受限于材料的丰富性,作者在书中使用了很多猜想,这一点在第四章《周王图》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虽然作者在这一章里有非常精彩的讨论,比如从寺庙壁画的详细解读中读出了封建主的庇护以及他对宗教文化的影响,着实引人注目,但从整章来看,依然让人感到疑惑。 有种瘦弱的感觉。 在这一章中,作者首先花费了大量的篇幅,对现存各氏族的绘画进行了逐一罗列和介绍,显得有些琐碎。 然后他需要利用各种微妙的线索来推断宗族参与绘画艺术的情况,这是相当费力的。 但至于为什么宗族画在世上很少见到或者记载很少,作者只是简单地用“明末战乱,导致王宫宅邸被毁”这句话来回答。似乎说服力不够。 如果真的是夷朝的战争毁掉了大量的诸侯艺术创作,那么为什么明初诸侯王墓出土的文物中绘画作品却较少呢? 笔者从这个角度的论证缺乏足够的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物证据,这不禁让人怀疑作者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明代诸侯王的参与和创作热情,至少在绘画方面如此。

其次,既然作者本人一直强调材料不足,很多问题难以解释和结论,那么作者为什么不能扩大研究对象的范围,把重点放在山西、湖广以外地区的诸侯王,甚至还有不同姓氏的皇子? 当然,对于后一个问题,看起来作者似乎是在自找麻烦,因为作者在本书中的研究对象只是皇室。 然而,作者的问题并非无稽之谈。 其背后真正的逻辑在于,作者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去观察明朝诸侯王。 至少就本书讨论的文化活动参与而言,诸侯王有多么独特? 强大的? 作者视力有限,但对江南贵族的文化生活有所了解。 魏国公是中山王徐达的后裔,长期居住在南京。 他在南京文化界拥有非常重要的话语权,赞助了大量的文化项目。 他的喜好甚至可以影响一个地方的文化品味。 当然,他也是一个区域文化中心。 地点。 这一点在石守谦的文章中已经得到论证。 那么两者相比,不同姓氏的宗王、诸侯对文化活动的影响有何不同呢? 对于宗教建筑的赞助,北京的太监实际上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更不用说云南穆家了。 李建军的作品对穆氏家族进行了全面的审视,也触及了寻归的本土文化霸权。 穆府作为西南边境皇权的象征,对地域文化的影响一定不是来自朱姓门派。

第三,继上一个问题之后,作者的下一个观点是,作者对明朝本身的独特性缺乏足够的重视。 众所周知,明初和明末的社会存在着强烈的反差。 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不同了。 当然,社会变迁的痕迹也体现在诸侯与文化项目的互动上。 然而,在这本书中,作者不知是否有意无意地回避了这个时代的内在性。 他总是以“明朝诸侯”作为总体概述,而忽视了明朝诸侯制度的一些内在发展逻辑。 当然,作者本人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 他所选取的材料和讨论的对象基本上只涉及明初诸侯王。 那么为什么不比较一下明初和明中后期诸侯王的文化参与呢? 作者多次提到明初诸侯王的地位与明末有很大不同,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只提了一两句话就停了下来。 笔者认为,或许加入对封建国王的生活状况和文化互动的历时考察会使这项研究变得更加充实。 除了缺乏对明朝内部独特性的观察外,笔者认为柯勒律治也缺乏对明朝外部独特性的概述。 作者雄心勃勃,希望围绕“大朝廷”这一概念来比较中国、日本和欧洲的皇权结构。 除了在空间维度上延伸的比较之外,是否可以从时间维度上拓展明朝诸侯王与周朝的关系呢? 汉唐清诸侯的文化生活对比如何? 当然,这不是一本不足两百页的书所能涵盖的内容,但如果作者能把这个想法多说一些,读者可能会更感动于他敏锐的嗅觉和深刻的问题认识。

综上所述,科尔教授的新作视角独特,聚焦于历史学家长期以来未引起足够重视的重大问题。 是明代文化史研究的又一重要成果,极具价值。 当这篇文章起草时,中国或西方文学界似乎还没有关于这本书的学术书评。 本文作者在此提出一些话题,希望通过本文引发相关问题的讨论。

胡小白

原文发表于《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6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