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界:为何在明清时期热衷于学术?(附图)

谓“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个问题被钱老拿到了放大镜下,甚至当成了一个重要的广告词。看看这位老者是怎么说的:“现在的学子们,都是些‘广告语亦广告语’,一脸羊毛脂的样子,没有自己的创意和脑洞。为什么?我可不敢轻易下结论,不过,我猜是受到封建思想的夹杂,被压的喘不过气来。我看啊,这个问题是相当严重的哦。”于是,他开始发愁了,看着面前这一堆垃圾广告牌,他开始质疑人类的文明进程。“封建思想的影响?”这要是问起来,大可从中国古代的生活哲学和职业倦怠等多个方面去剖析。当然啦,也不能忘了我们上下五千年对科学态度的影响。说起这个,还是要从明清时期开始切入,这也是个欧洲科学大力发展的时代。那时科技事业蓬勃发展,需要大批专业人才和创新组织。所以这个职业化的思想,正式开始在那个时候提出来的。毕竟,细究下来,“职业”一词就源于西方语境中“召唤”一词的译音,跟中国的“天职”一样,都需要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善尽职业的天命感。这种观念自然能够营造良好的创新氛围咯。而欧洲人可不止把这当个事儿,他们的科学家们更是开辟了透彻自然法则的科学王国,愉快地赚取了不菲的经济收益和社会影响。这是“科研主义”理念成为社会稳定标志的重要标志?一个也不能少!哎呀,那时候可不是没有“社交”这个东西,不光是拍照打卡的聚会,还有各式各样的学术聚会!其中最有名的,还是推崇柏拉图哲学的学社啦,大家也叫它们“学园”或者“科学院”,有点像现在我们会去的研究中心或者科研与社交双修的会所。其实那时的科研成果主要还是靠这些“学园”以外的人来搞定的,不过这些学术的聚会还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交流、学习的空间,帮助不同领域的人更好地创造和实用科学成果。这些“隐形学院”是近代科学的摇篮,也让“科学家”这个社会角色开始抬头,之前那些哲学家、工匠可都是没法称上“科学家”的哦,毕竟他们的兴趣和研究并不连续。
还有更有趣的呢!那时候正好是明清之际,可是知识界一点也不平静。社会危机、文化危机咋搞?这时候就要让学者们上阵啦!梁启超说这时候学者们表现得可积极了,纷纷呼吁别光讲不干,要求研究成果得有应用价值。不过他们这么支持,最后用了啥来实现呢?“经世你妹啊!”——这时候学者们沮丧地发现,他们的实用主义思想并没有指向新的科技黑科技出来。于是他们想了想,发现好像培养人才和改革整顿官僚机构更加应景。于是万历三十二年,顾宪成和高攀龙在无锡建了一个叫东林书院的地儿。不过,后来东林书院也红遍了,大多数代表东林派的人通过科举考试成了官(成为进士的还占了80%以上),他们学问广泛,不仅包括实践中的德育哲学,还有很多具体科学课程,比如天文历算、军事、农学等等,更是心系天下百姓,希望为国家尽一份力。这些人仗义直言,要求改革,维护社会公正,以及从经济、军事方向出发,毕竟要做事,就要做顶级!但后来他们却被政敌打压,不过就算遭遇排挤,他们也没妥协,而是把学问和国家责任紧紧地结合一起,甚至还想出了很多有意义的事儿来做咧!“对啊对啊,家和万事兴,士大夫。 你当官就得替百姓着想,不然你升官为什么?你当出去闯荡江湖就得管好自己的背地里,不然你怎么寻找江湖江山呢?这些士大夫们是真心想为大家做事。但是,真心想做事又想保住大家的干劲,所以他们干起来就是毫不含糊,闲暇之余不忘讲经说道,用学问指导行为。但是,这些喊得最响的人士大夫们有时会惹恼声名狼籍的人士大夫,它们就会找来人士大夫的麻烦所在,一发现问题就是围攻,让这些人士大夫朝不保夕,只能投奔山林。可不管做了士大夫还是闯荡江湖,只要抱着对百姓负责的心,上至官人府,下到水边林下,这些士大夫就是在做对的事情。哈哈哈,团结就是力量,反对派就是宠儿!”啊,这些明末清初的学者,为啥总被叫做“党”呢?这不是污名化吗?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东林学案》中说,“党”字带有朋党之意,还有互相推崇呢,但是经常被用于抹黑的场合,比如“结党营私”、“党同伐异”之类的……嗯,这些学者确实是搞学术团体的,但是,他们会不会也想趁机搞什么政治党派呢?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中提到有些可能存在这个想法。明末时,会党和复社这些社团,都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聚在一起,打抱不平,治理天下的。他们肩上的担子也不轻,为了世界和平也是倾尽毕生所学,可是,毕竟和欧洲科学社团相比,他们的追求还差得远呢。这时候,一些激进思想家就认为,理学学派大概导致了明祚的衰亡,因为他们有的把研究真理,有的只把研究人关系当做一种虚文,然而现在是穷兵黩武,急需实际成果的时候了。于是呼声渐高,敲定了几个口号:实文、实行、实体、实用。在比如颜元的呼声中,更是提倡“实学胜过无益之博学”。着实不管是硬科技还是文学艺术都要着重实干呀!嘿,政军务、风俗制度都得靠儒家啊!所以要“实学”,最起码的就是得有实际用途,“先弄清楚事物的本质,然后才能治理国家平抑天下,这才是真正有用的学问呐。”高攀龙在《东林书院志》中这么说。这样一来,知识的价值必须得根据其实际用途来衡量。当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在科技和工艺方面都是专家,可是他们并不是想着“科学是我的志向”,而是拿来运用的。他们中间不少人,半辈子都在忙碌的活动中渡过,所以研究学问也会顺理成章,就想着留点儿遗产来,供后代造福。哪知道,到头来就连自己也无法挽救了,于是,他们要求学问要关注效果。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二》中说得够清楚了吧:“他们不是单纯为研究学问,而是单纯介于活动和学者之间。”他们活动跑遍了半个地球,才下定决心走学者这一步,真的是苦出了一身学问呢!哇,这个共同体可真好,一般伴随它的就是“承认与认可”哦~中国知识界可不懈怠,明明徐光启这位最厉害的科学家倡导引进西方学问,推崇西方先进的军火装备,然后转身就来搞治国理政啦!他大声喊着,“想让国家变富,得走正道(农业),想让国家变强,得拿正兵(军事)去打天下。”他的后半生都忙得不行啊,修水利、修边防,尤其关心农业,以为“只有兵和农业兴旺,才会使国家更加繁荣富强”,这可是一位典型的实干家呀!但是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三十三》中说,“实干派们要打的旗帜,无非是改善生计、提高社会福利,典型的应用学啊。” 他们研究的东西呢,还是那些实际上可执行的应用学问。就像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九》中所说,“一个学术能振兴起来,很大程度上要看有没有相应的历史背景和特殊的机遇。我们国家的几千年学术,基本上都集中在社会领域,而对自然界就不怎么关注,这也不难理解。还有,当时没有什么特定的动机,没有什么特别的推动,于是学者们只能把全部精神投入到自己擅长的部分。”大家好啊,明清之际,大家都想掌管“治国理政”呐,可没想到清当政者为了扫除明朝势力,可把知识界打压的牢牢的。顺治可是明令规定,禁止搞集会和书院,还限制言论自由,真是可以介绍重庆火锅啦!然后还事儿嘞,“奏销案”、“科场案”费劲力气、很有耐心的打压江南那些好手的士人。还有更夸张呢,禁文化、禁书坊,“纠众结社”不是成了个坏人标签么,学者们在这种环境下,想支持社团活动还真是承受了好大的压力。所以只能偷可以了,像顾炎武那群人就搞了一群“惊隐诗社”,还有黄宗羲、万斯大、斯同兄弟领导的“讲经会”什么的,这些板子还不太容易被打垮,勉强维持了一些年。哎,本来就没什么像样的科学组织,再这么波折下去,要是有就更不好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