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游观及其建构(图)

 

 

《姑苏繁华图》(局部):清代宫廷风俗画家徐扬绘制,描绘乾隆年间(1736─1759年)苏州城繁盛的景象。
常言道:“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扩展视野、体验异地历史文化,是物质生活富足的香港人的向往,每逢有长假期,赤立角及罗湖等离境口岸总拥挤得水泄不通。自七、八十年代经济起飞,旅游业在香港蓬勃发展,世界各地的旅行团、自、生态旅游、学生游学团等推销广告,五花八门的,有时候令人看得眼花缭乱。很多人都以为旅游是属于当代的产业,然而,意想不到的是旅游活动早在明清时期已相当兴盛。
文化讲座“明清时期旅游活动的兴盛与旅游文化的建构”是巫仁恕博士最近写了十一万字的著作的浓缩本,他选了几个比较有趣的面向来跟莘莘学子分享研究心得。他说:“在现代旅游业诞生之前,旅游活动业在中国历史存在已久,明清时期已经有各式各样的旅游活动,具有类似现代旅游业的现代性特征。明清的平民百姓热衷旅游,当时是用‘游观’去形容旅游活动,而带动明清的旅游风气的重要推动者就是士大夫,旅游文化是当时士大夫文化不可或缺的一环。游观文化像是进香、庙会、节庆等大众游观活动,盛极一时,并与士大夫的旅游活动互相影响。”若将明清时期的旅游活动放在世界史的脉络,与十六至十八世纪西方旅游业先驱的英国相比较,更可以突显晚明的旅游业在历史上的特殊地位。
巫仁恕为中兴大学历史学学士、大学历史学硕士及博士。曾任大学兼任讲师,现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暨南国际大学历史系兼任副教授。专业领域是明清城市史与明清社会文化史,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明清城市群众集体、明清物质文化与消费文化。
农民的生活圈子超出“村”的范围
元宵、端午、中秋等岁时节日,江南许多大城市内与城郊附近,发展出许多“画船箫鼓”聚集的游观景点,比如装潢美轮美奂的画舫载人去游览江陵的秦淮河。就此,巫博士引用了钱泳《履园丛话》中描述秦淮河歌舞声色的一番话:
在江宁则秦淮河上,在苏州则虎丘山塘,在扬州则天宁门外之平山堂,画船箫鼓,殆无虚日。
此外,有园林活动,中国最著名的园林在苏州,而这些园林通常会在春天开放一个月,园林外就形成了热闹的市集,故此苏州春天的园林内外“游人如蚁”、“士女杂沓,罗绮如云”。

 

 

庙会节庆在清末明初显示出种类的多样化、活动的频繁化及空间的普及化,有的地区,这种庙会节庆更进一步发展到以城镇为中心,而将城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巡会节庆。如《吴社编》中描写苏州城内祭祀五通神的“五方贤圣会”时,提到除了在城中有“会首”主其事外,还记载了城厢周边村落的参与者,称为“助会”者:荒隅小市,城阴井落之间,不能为会,或偏门曲局,一部半伍,山装海饰,各殚其智,以俟大会成并入会之者,曰“助会”。
还有“解钱粮”的习俗,即市镇附近信仰村庙的乡民,在市镇神庙的诞辰节庆时,要上纳铜钱或纸币,还要抬村庙的神像到市镇参拜。姑勿论是“助会”或是“解钱粮”,都反映了明代中叶以后,江南商品经济的发达,加深了小农经济与市场的关系,使农民日常生活的圈子超出了“村”的范围。这种大规模的巡会以市镇为中心,将周边乡村结合在一起的庙会,让乡村大众在农闲时节可以到城镇旅游数天。

明清旅游设施的商品化发展
旅游手册、旅游导赏,甚至旅游套票皆为明代所有的旅游设施,并发展得相当成熟,虽历千年时间洗礼,其经营手法与现代的旅业可谓大同小异。
寺院、饭店、酒家、湖楼、亭等专为旅游人士提供食宿服务,而旅游业与饮食业的结合,给城市内酒楼专门提供游赏画舫外带餐点的需求。在交通配套方面,画舫、楼船已有宴饮设备,称作沙飞船、火食船、江山船;供戏与雏姬的,则称作卷梢船、逆水船、鼻烟壶。“像鼻烟壶内就有小女生扮男相来侍候客人。船内装饰华美雅致,有玻璃窗,也有欧洲的钟表。”巫博士阐述。
此外,还出现了套装旅游(PackageTour)。江南地区有民间组织进香团,一起乘坐进香船去朝拜的情形;进香客乘坐的香船,只要付银一钱,相等于零点一蔖,就可以包吃两餐,还包括了来回往返的路费。上泰山进香,在明代已有牙家,如旅行社。凡是住的、吃的、娱乐的、跑腿的全都有,可见旅游业和饮食业是紧密的配合起来。
西方人对中国旅游设施的褒与贬
明清旅游业的兴盛,反映了当时的中国是个文明、发达的国家。十六世纪有很多耶稣会士来中国传教,他们笔记了中国人旅游的情形,并对中国马路的平整、游船的舒适、轿子的高明与旅店的普及,惊叹不已。十六至十七世纪的欧洲比较落后,虽在航海事业雄霸一方,然而国力和经济发展都比较逊色,故当地很少客栈,游船也相当简陋。
到了十八世纪,来华西人的评述对中国的评价逐渐出现变化,不再像是过去单一的赞美之词,反而批评中国是全面落后。特别是自雍正朝(1723-1735年)起,耶稣会士对中国的批评愈趋刻薄,由昔日的期待转为失望,在欧洲言论中生成很大的负面影响。他们认为中国造船技术既守旧又不高明,旅游时乘坐的轿子一点也不舒适。十八世纪来华的欧洲商人与外交使臣,不再像耶稣会士般仰慕中国文化,他们不但对中国没有憧憬,更冷静地分析中国的强弱。其中英国使节团直指中国的航海技术没有突破、道路整齐但无特出、轿子不如英国马车、旅店虽普及却不如英国的整洁。
巫博士指出,“欧洲人早期对中国的赞美,事实上是夸大其辞,目的是要刺激欧洲反醒改革,而中国并没有他们所描述的那么美好。”
旅游地景的再现
透过文字与图像所呈现的地景,往往被赋予了主观的文化意涵。明清的美丽地景,是透过一种文化形态塑造出来的,就以江南为例。
江南的文人留下大量诗词,方志里记载古迹名胜“十景”,给人留下是旅游胜地的印象,再加上力量的加入,令江南得以声名大噪。如清代曾有几位皇帝南巡,他们所到之处都留下大量的相关记录与诗文,有的景点还有皇帝的亲笔题字及赐予匾额。这些原本较不为人知,并非文人较熟悉的景点,经过他们的“加持”后,知名度大大提升,也造就了一些原本并不起眼的景胜。

 

 

“旅游业自二十世纪初之后已成为重要的社会与经济动力,也成了现代社会与生活的重大象征。然而,在现代旅游业诞生之前,旅游活动早已存在。明清的旅游活动与旅游文化证明了这一点。”巫博士总结。(本文及图片由城大中国文化中心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