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静明代画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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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故宫博物院明成祖无名像

明代画院制度与宋代相比,既有相似之处,又有独特之处。 两者相比,最大的区别在于,宋朝和明朝虽然都称为“画院”,但宋朝设立了翰林画院的官方机构,而明朝则没有设立一个名为“画院”的国家机构。学院”。 但这并不能否认明代宫廷画院的存在。 一个画院的存在,除了它的名称之外,主要看它是否有它的本质。 在明代,其实有一个皇家画院,不叫“画院”,而是真实存在的。 其主要职能和管理模式与宋代相似。 从某些方面来说,甚至比宋代画院还要完整。 嘉靖以后,隶属武英宫的书房实际上是一个画院机构,不名为“画院”。 因此,明代常常延续宋代的“画院”名称,将宫廷画院称为“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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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雕像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宋明时期的画院均由宦官机构管理。 北宋时,设内务部翰林院隶属,由两名内侍经营。 明代由太监组织中的御史管理。 太监直接管辖画院。 太监之下,还设有仁智宫监事(即后来的武英宫太监)一职,负责宫廷画工的日常工作。 管理体现了一定的继承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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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博物馆收藏郭纯红崖画

与宋代一样,明代的画院也有自己固定的工作场所。 北宋画院原址内中院东门,后迁至右业门外。 明代画院位于嘉靖以前的仁智殿。 同时,又分派画师到武英殿、文华殿。 嘉靖以后,画院迁至武英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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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秋河钓鱼图

关于画家的官职,宋明时期的画院并没有专门的官职。 授予宫廷画师的官职都是从其他机构借来的。 相比之下,明代授予宫廷画家的官职更加明确和集中。 嘉靖以前,主要被授予锦衣卫、文思院、迎府等职务。 嘉靖以后,主要授鸿胪寺序、鸿胪寺首席秘书、武英堂秘书。 到了明末,武英宫的士舍人职位逐渐成为宫廷画家相对固定的官职。 宋朝和明朝都授予宫廷画家武官称号。 北宋末年官制改革后,宋代宫廷画家多被授予低级武官军衔。 明代嘉靖年间之前,宫廷画家也大多获得武官头衔。 这也体现了对前朝的尊重。 继承。

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收藏王鹗雪山旅游图

从宫廷画家的官衔来看,明代比宋代要高得多。 宋初,从西蜀招收的宫廷画师黄泉、黄巨才的官职稍高,文文官一度达到五品至六品。 但新宗以后,宫廷画家的地位迅速下降。 这一时期虽然有起有落,但总体而言,宫廷画家的官衔较低,晋升也较为受限。 北宋真宗天熙元年(1017年)禁止宫廷画师等技术官员进行打磨、测量。 但到了天熙四年(1020年),规定放宽,可以调任五品以下的官职。 干兴元年(1022年)还规定,凡遇有特殊恩惠者,可达到国子大夫五品,但只有几个月,且规定不得磨、增军衔、荣誉或调任官方职位。 宋代已知宫廷画家的官职基本集中在八品至九品之间。 相比之下,明代嘉靖中期之前,除了文思院、应师府等九品的低级官职外,普通禁军的官职从最低到六品不等。秩。 还有不少担任二、三品官职的宫廷画家。 。 嘉靖时期以后,授予画家的禁军官职受到限制,宫廷画家的官衔大大减少。 但中书舍官邸内的宫廷画家仍然有七品阶,超过了宋代大部分宫廷画家。 按照规定,官邸的官位在册正中。 石人宫廷画师,还可以进一步晋升到五品青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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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君钓鱼图片,日本私人收藏

明代画院的规模比宋代还要大。 从人员编制上来说,宋代画院一开始并没有固定的人数。 咸平元年(998年)以后,规定“待圣旨三人,艺生六人,正待生四人,学生四十人;老工匠十四人”。 ”。 而且控制也更加严格。 贾湖五年(1060年)正月,省里又裁减“编外人员”,并进一步规定不得“编外人员”。 相比之下,明代画院并没有规定具体人数。 鼎盛时期供职内廷的画师数量惊人。 成化后期,供职于宫廷监察的各级宫廷画家至少有500人。考察明代画院的发展,可以发现嘉靖前后有明显的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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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藏商熙、明宣宗游乐图

从出身和出身来看,宫廷画家逐渐从以军事工匠或有技艺的私人职业画家为主,转变为以文人阶层画家或文化水平较高、较接近文人阶层的画家为主。 从永乐画院创立之初到嘉靖初期,宫廷画家以军工工匠或民间专业画家为主,文人出身的画家较少。 尤其是出身于军户的职业画家,在嘉靖以前的画院中影响更大。 美术院校中担任较高官职的,大多出身于军户,多为职业军工。 他们在晋升上有着明显的优势。 即使专业的民间画家或具有文人出身的画家享有很高的声誉,但要获得宫廷职位往往也是极其困难的。 戴进、玄德、正统在画院度过了十几年的时光。 尽管他受到名臣的称赞,但他始终没有被授予官职。 李载是一位专业民间画家,以郭熙山水画闻名于世。 然而,他从永乐到成化,在画院供职数十年,从未担任过官职。 范闲,苏州画家,有文人出身,永乐年间被保送入画院。 虽然他在士大夫中有一定的威望,但直到成化年间晚年归国,仍没有官职。 嘉靖时期以后,以军事工匠为代表的军事集团对画院的垄断被打破,在具有宫廷职位的较高地位的宫廷画家中,军事画家的比例明显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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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藏苗甫鱼藻画

宫廷画师的官职逐渐从锦衣卫务、工部修缮处、文思院等官职,过渡到武英宫书舍文官、鸿胪寺序班。 上层(即有官职的)宫廷画师大多已被纳入文人、官僚阶层。 从书院绘画风格来看,随着文儒画家数量的增多,嘉靖后期以后,文儒画对宫廷绘画的影响越来越大,并逐渐开始在宫廷绘画中占据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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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良秋林鸟聚图 广州美术馆藏

总的来看,明代画院在嘉靖以后呈现出衰落的趋势。 符合资格的宫廷画师数量锐减,有影响力的宫廷画师数量锐减。 这一时期著名的宫廷画家只有吴彬、丁云鹏和陈洪绶。 其中,陈洪绶只是在明末崇祯年间短暂进入画院,历时不到一年。 嘉靖朝实际上是明代画院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虽然万历时期画院的状况略有好转,出现过“复兴”的时刻,但未能从根本上扭转这一趋势。

陆机《鹰喜鹊图》故宫博物院藏

嘉靖时期画院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前人学者曾列举边疆风乱、画坛崇南抑北之风兴起、相互排斥等情况。 但细究起来,这些因素都不是根本原因。 嘉靖时期虽然有安达汗和倭寇入侵,但安达的入侵是短暂的。 第二年马市开放交易,此后断断续续。 隆庆以后,北方边境长期稳定。 倭寇对东南沿海地区的骚扰并未对明朝构成根本威胁,而倭寇入侵较为严重的时期主要集中在嘉靖末年,隆庆开海后逐渐平息。 纵观嘉靖至万历的一百年间,明朝的统治还是比较稳定的,社会经济不断发展。 直至明朝末年齐、崇祯年间,随着国内农民起义的爆发和满洲在辽东的崛起,明朝已疲惫不堪,国家进入多事之秋。 此时,可以说“边患”对画院的衰落产生了重大影响。 然而,嘉靖至万历年间,画院的衰落与边疆的风波关系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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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藏王鹗《雪中寻梅图》

似乎有理由认为,明末文人画重新兴起,形成“崇南抑北”之势,导致北宗画风衰落,嘉靖以后画院衰落。 但仔细思考,这并不是明代画院衰落的根本原因。 原因。 这种观点实际上把学院绘画的衰落与画院的衰落等同起来。 所谓“庭院风格”,只是对两宋宫廷绘画风格的总称。 仔细一看,两宋的“庭院风格”正是两宋宫廷绘画中流行绘画风格的体现。 南北宋的“庭院风格”也有差异。 明代画院的主流画风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明初宫廷画家多受元末文儒画的影响。 永乐以后,以两宋庭院风格为代表的复古绘画风格开始流行。 嘉靖后期,吴派文儒画逐渐流行。 由于社会风尚的影响,宫廷的鉴赏品味也在发生变化。 一种画风衰落,画院中擅长这种画风的宫廷画家也随之减少。 那么那些迎合新的欣赏趣味、擅长新的画风的画家,自然就会有更多的画家进入画院。 对于画院本身来说,只要它的服务对象有需求,它的绘画风格就总会发生变化来迎合这种需求。 庭院风格迎合了这种需求,明末浙派向文人画转变仍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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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端《秋河泛舟》波士顿美术馆藏

至于画院全体成员的相互排斥,这应该不是明代画院衰落的主要原因。 嘉靖以后明代画院衰落的直接原因是嘉靖皇帝本人对绘画艺术没有特殊的偏爱,对画院的建设漠不关心。 自永乐以来,明朝皇帝热衷绘画艺术的传统就被中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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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熙关羽擒将将军故宫博物院

由于其皇家性质,宫画院的发展离不开皇帝本人的支持和激励。 明朝从永乐到正德的八位皇帝都对绘画艺术有着浓厚的兴趣。 成祖酷爱书画,有意恢复宋代翰林书画院。 他招募了大量宫廷画师,努力推动画院的建设。 到永乐末年,具有明代特色的画院制度基本定型。 仁宗在位时间虽短,但在东宫时与郭淳、卞敬兆等宫廷画家关系密切,即位后对他们进行了赏赐和升迁。 玄宗本人就是一位画家,喜欢绘画。 其子英宗、代宗受父亲影响,均擅绘画。 朱宗、孝宗、武宗本身都精于绘画。 他们在位期间,招收了大量画师,画院创作蓬勃发展,进一步繁荣。 尤其是宪宗成化年间,宫廷画家的数量之多、地位之高,在历史上都是罕见的。 与此相对应,永乐至正德之间的120年,是明代画院最鼎盛的时期。 这无疑得益于这一时期在位皇帝对画院的不懈支持。 崇高的荣誉、优厚的俸禄和世袭的官职吸引了大批画家进入画院。 正是由于君主的鼓励和支持,弘治、正德时期,画院虽然因裁员、调官而屡遭打击,但很快就恢复过来,继续保持着较为繁荣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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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博物馆藏周文景古木寒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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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以前的皇帝一直喜爱绘画的传统,显然与他们自幼受到父辈艺术的熏陶有很大关系。 在成长过程中,他接触了大量的宫廷画家和历代绘画,很早就对绘画艺术产生了热爱。 仁宗在东宫时,与宫廷画师郭纯约会。 他的艺术鉴赏力也与明朝开国皇帝朱棣相似。 喜画色彩缤纷的庭院花鸟和金色山水。 年轻的英宗即位后,立即召回了已经入仕的宫廷画师徐盈,并升官为官。 由此可见,他在还是太子的时候,就对徐盈非常熟悉了。 同样,倪端在孝宗为太子时就已在东宫任职。 孝宗即位后,不顾兵部反对,迅速将俸禄改为锦衣卫。 武宗为太子时,孝宗盛赞卢继之的画作,对武宗绘画兴趣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武宗即位后,征召了曾在弘治年间就读画院的吴伟,这也说明他在即位前就熟悉并喜欢吴伟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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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藏卞敬照双鹤图

明初皇帝热衷绘画艺术的传统随着明武宗的突然去世而中断。 明武宗没有继承人,因此他个人对绘画的兴趣无法传承给下一代。 嘉靖皇帝以外藩身份即位。 他的祖父宪宗虽然擅长绘画,但宪宗去世时嘉靖皇帝尚未出生,无法对他产生直接影响。 嘉靖帝的父亲兴献王朱护珩,是宪宗的第四子。 宪宗十一岁时去世,他在绘画上显然没有受到宪宗的多大影响。 据《明史》记载,朱友珩“好诗书,极喜珍品”。 不知道他对绘画艺术有什么特别的兴趣。 嘉靖皇帝生长在湖北诸侯国,远离宫廷画院,远离书画艺术盛行的江南地区。 嘉靖皇帝年仅十二岁,他的父亲兴献王就去世了。 当然,他并没有从父亲那里得到太多启发来培养他对绘画艺术的兴趣。 兴趣的影响。 随着嘉靖皇帝的即位,明代皇帝代代相传的特殊的绘画艺术传统被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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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继雪《柳树与小狗》藏品,上海博物馆

与绘画相比,嘉靖皇帝本人更痴迷于道教,尤其是炼丹养生之术。 嘉靖中期以后,他长期居住在西苑,对画院的建设漠不关心。 在他的四十五年统治期间,没有一位当时有影响力的画家被招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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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宣宗三阳开泰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

嘉靖帝即位后,受群臣影响,罢免了孝宗、武宗等大臣。 但嘉靖时期的这一举动显然对画院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由于孝宗、武帝善画,弘治、正德初年被贬的宫廷画家大多能保持优待,频频升迁。 对画院的实际影响并不大。 嘉靖时期的宫廷画家显然就没那么幸运了。 嘉靖八年(1529年),当部分被革职的官员在宦官的帮助下恢复官职时,嘉靖帝迅速下令道官严格巡查。 嘉靖朝对于无功而得武官职务不能世袭的规定更为严格。 同时,非锦衣卫的宫廷画家不再被授予锦衣卫的职位。 这对宫廷画家的官升和世袭地位造成了严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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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藏黄季礼剑画

当皇帝本人不再热衷于绘画艺术时,主要为皇帝个人服务的画院的衰落是必然的。 帝王对画院发展与繁荣的决定性影响,从明末万历年间画院的状况也可见一斑。 万历中前期的画院颇为“复兴”。 嘉靖至崇祯时期已知的宫廷画家有一半以上主要活跃在万历时期的画院。 明代画院的这次“复兴”,与万历皇帝对书画的兴趣密不可分。 万历皇帝年轻时就勤奋学习书法。 他常随身携带法书名,时时修行。 万历初期,他在处理政务之余,会召集大臣们欣赏宫中收藏的书画,也不时观看宫廷画师作画。 正是由于万历皇帝的亲自重视,文华殿书画开光和武英殿绘画艺术开光的人员制度,与宋代的书画院制类似,才得到了重视。终于完善了,文华堂和武英堂的簿记员分别变成了两类人员。 固定官职。 万历中期以后,随着万历皇帝兴趣转移、长期远离皇宫,加上天启后内忧外患加剧,曾经“复兴”的明代画院又开始衰落。

李在山村故宫博物院藏图

除了皇帝自身的原因外,明代中期以后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也对画院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虽然这并不一定导致学院的“衰落”,但无疑降低了学院在新时代的影响力。 明朝中叶以后,社会经济有了很大发展,整个社会日益呈现出一些“近代化”的特征。 这体现在工商业的日益繁荣、城镇经济的崛起、新兴公民阶层的崛起、户籍制度的日益宽松、百姓的百姓化等方面。 自由度增加。 特别是嘉靖年间,对工匠户制进行了重大改革。 首先,京师的住家工匠数量大幅减少,然后要求当地的轮班工匠缴纳银子,而不是在京师任职。 一方面,这给了作为工匠的画家更多的自由和选择; 另一方面,也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民间工匠中优秀画家进入画院的吸收。 思想文化领域也发生了深刻变化。 王阳明的哲学思想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它强调道德理想主义、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重视民生的人文精神。 为文艺创作提供了更加宽松、自由的外部思想环境。 期间,诗歌、小说、戏剧、书法、绘画创作空前繁荣。

天津博物馆藏刘俊《四仙图》

从数量上来说,社会经济的发展极大地增加了社会对绘画艺术的需求,鼓励了更多的创作,画家的数量显着增加。 与此同时,宫廷对绘画艺术的需求并没有明显增加,宫廷画家的总数也不会明显增加,甚至比鼎盛时期明显下降,他们在整个画家群体中所占的比例正在萎缩。 定性地讲,由于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发展,优秀或比较优秀的画家可以依靠市场需求维持相对体面的生活,而不需要依靠进入艺术院校来享受良好的待遇。 艺术院校为优秀画家提供经济利益。 吸引力下降。 嘉靖以后,宫廷画家的官方地位降低,难以晋升。 他们不能继承官职。 他们的政治待遇也比前期明显下降,这也降低了他们对优秀画家的吸引力。 就画院的影响力而言,随着货物、人流的更加频繁和交通的便利,优秀画家的声誉可以不依赖皇家的赞誉而更广泛、更迅速地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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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曾《芙蓉白鹭图》,明德堂旧藏

因此,自明代中期中国社会开始“现代化”转型以来,皇家画院对整个画坛的影响力不可避免地进入了下降的轨道。 这种趋势在程洪时代就已经出现了。 当时,由于皇帝的大力支持,画院虽然还处于鼎盛时期,但民间的吴门画派却逐渐形成了与之抗衡的派系。 嘉靖以后,随着皇家对画院的支持减弱,画院的影响力一落千丈。 清代,由于皇室的大力支持,画院得以复兴和繁荣,但始终无法恢复在画坛的统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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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应三听涛 故宫博物院藏

宫画院的存在,就是为皇帝本人和皇室服务的。 画家的创作往往受到各种限制,无法完全自由。 但不可否认的是,画院制度对中国绘画艺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有其自身的重要影响和价值。 明代画院亦是如此。 一是培养、资助了一大批优秀画家。 明代美术史上的一些著名画家,如卞敬兆、戴进、谢欢、李在、林良、陆机、吴伟、吴彬、丁云鹏、陈鸿绶等,均曾入此。美术学院任宫廷画家。 尽管他已经是一位著名艺术家,但他在画院的经历仍然对他艺术成就的提高和影响力的扩大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次,促进了明代绘画艺术的创作。 两百多年来,画院画家创作了大量各种题材的画作,推动了绘画艺术的发展和繁荣。 创作了许多山水、花鸟、人物的优秀作品。 In addition to artistic value, many works also have important historical value and have become important materials for studying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conditions of the Ming Dynasty. Third, it profoundly affected the development of painting art. At the end of the Yuan Dynast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Ming Dynasty, when Wen Ruhua already dominated the painting worl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ainting Academy and the promotion of the Song painting tradition revived the patriarchal Song Dynasty’s retro painting style, and the fine traditions of Song Dynasty painting were inherited and carried forward in the Ming Dynasty. The admiration of Wumen paintings by the Painting Academy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also expanded the influence of Wumen paintings and further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Wumen pain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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