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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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文学的发展不仅有文学本身的内在原因,还与政治、经济、文化有关。 其中,科举文化生态对明代文学风格的塑造发挥了重大作用。

《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生态》研究内容内容丰富

“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生态”研究至少包括五个方面:明代文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学生涯; 明代文人的科举背景和学堂意识; 明代第一儒与明代文学; 明代科举风格与明代社会; 政治与文学视角下的明代科举案例

明代官阁文人的作品通常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作为文学侍从的专业写作,可称为“官阁写作”;二是作为文侍的专业写作,可称为“官阁写作”; 另一类是“馆阁写作”以外的诗歌、古典散文等作品,可称为“馆阁写作”。 谓之亭文学。 洪武至天顺年间,“馆阁文”与“馆阁文”的气质比较接近。 但成化以后,随着郎书文人和非制度化文人相继主宰文坛,馆阁文学与“馆阁写作”逐渐渐行渐远。 。 这个史实蕴含着丰富的文学史信息。

科举考试是一种等级考试,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影响,文学界也不例外。 太阁体与前七子、后七子并称为明代最重要的三大文学流派。 分别盛行于宣德、弘治、嘉靖年间。 这并非巧合。 它们的形成、发展、兴衰都与科举背景密切相关。 。

从状元选拔及其仕途来看,文学在“以文选贤”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 就台格文的兴衰而言,状元文是状元文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兴衰大体与之同步; 从《状元集》体裁分布来看,《文》中以序、碑传、书法为最多。 在《诗》中,现代诗尤其是齐鲁诗备受青睐,足见诗歌的社会地位。 交际功能在状元书写中体现得尤为充分。

明代最重要的科举文体是八足文和策论。 科举政策通常与特定时代背景、政治形势和重大社会问题直接相关,对朝廷决策尤其具有指导性。 八篇文章与思想文化的关系极为密切。 一方面,思想文化深刻影响着八篇文的创作; 另一方面,八篇文章又承载着思想文化的内涵。

明代科举与政治的关联度之高,是前代所罕见的。 国家大事,从考试考试中可见一斑。 科举案冲击政坛的同时,也改变了很多作家的文学生涯:唐寅成为《三笑》故事的主角,王衡成为经常写科举的戏曲作家,这些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

研究科举文化生态有助于加深对明代文学现象的认识

在厘清文学发展基本事实的前提下,关注科举制度下知识精英的古典素养、文章素养和职业取向,关注科举制度所构建的各个社会层次和人际关系。考试,并注意通过考试和未通过考试的人的不同经济条件。 情境和物质生活条件有助于加深对明代文学现象的认识。

例如,成化至嘉靖文坛变迁的经典表述是“太阁坛迁郎书”。 明初,文坛领军人物,如永乐至宣德年间的杨士奇、杨融、杨溥等,都是台湾政府的重臣。 弘治时期,以郎部吏部李梦阳为首的七子的文学影响力,盖过了以太阁重臣李东阳为首的茶陵派。 严嵩,嘉靖年间太阁重臣,自视为三阳后裔,自视为文坛领袖。 后七子主要担任郎部官员,继承了前七子的风格,无情地挑战严嵩在文坛的统治地位和政治权威。 后七子的崛起,进一步确立了“文章贵贱之权在下”的格局,即所谓“台阁坛迁局”。

明代文坛的这种变化与科举文化生态密切相关。 明代以来,“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阁”的习俗自明英宗以来就已确立。 进士进士进翰林还是郎府,与他的录取名次有直接关系。 这种科举造成的社会等级差异,不仅导致了地位和职能的差异,也导致了价值取向的差异。 明代,内阁大臣并不与皇帝“共治天下”,而是接受皇帝的委托管理政务。 内阁权力往往只是皇权的延伸,未能对皇权形成有效制衡。 与太阁的重臣不同,自宋代以来,郎书的官员都是负责出言的。 明代弘治以来,这一职责尤为强调。 这种工作要求常常导致他们与台湾政府发生冲突,也影响了他们的态度和文学观念。 比如,钱七子和李东阳虽然都主张以盛唐诗歌为榜样,但事实上,他们的唐派有很大不同。 李东阳更喜欢王孟清新淡雅的风格,诗风缺乏活力。 李梦阳致力于效仿杜甫忧国忧民的精神,经常用诗歌进行社会批判。

又如科举名气与作家的文体选择。 两者之间的联系也很耐人寻味。 一般来说,明代重要的戏曲作家大多具有进士头衔,但在话本小说的作者或编者中,举人或进士的人却很少。 评书小说和歌剧一直被视为通俗文学中的姊妹体裁。 为什么他们的作者身份有如此显着的差异?

答案其实就在于戏曲和评书的消费方式不同。 讲故事的小说只要有文字就可以读,而歌剧则必须搬上舞台(除了一些典型的案头剧)。 没有强大的资金支持,歌剧创作就难以为继。 科举时代,文人之间的交往主要以“科举”或“官游”为平台。 科举成功不仅意味着社会水平的提高,而且因同年科举等关系而获得经济资助也是很常见的。 因此,康海、李开先、沉敬等进士,一旦仕途失意,不仅有精力致力于戏曲创作,而且有财力提供支持; 而那些科举失利的人,即使有创作戏曲的天赋和动力,也不能没有排练的实力。

科举文化生态研究有助于调整明代文学研究的文体布局

在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就文体布局而言,而《诗经》、《楚辞》、汉魏乐府、唐诗、宋词、元曲、张惠小说等……有人强调,汉赋、六朝骈文、子部小说和“宫廷大制作”在文学史上都是无足轻重的处境。 其中,八分文的处境尤其尴尬。 它不仅不符合现代散文标准,而且常常被视为文化垃圾,只在负面评论中提及。 事实上,无论从内容还是表达上,那些优秀的八篇文章都值得点赞。

就《八足文》的内容而言,一般来说,我们所认知的儒家传统往往是由宋明理学所改造的,而理学的普及及其在读者中重新焕发的新鲜感是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八篇文章这种新型文本的力量。 当然,明代八篇文中四书五经的解释,一般都是以朱熹等人的解释为基础的。 后期也更多地受到阳明心学的影响。 但由于采用了新的文本方式(八篇文章),体贴入微又充满新意,这让明代儒学重新恢复了“陌生化”处理所带来的活力和魅力。 比如弘治六年(1493年)进士李梦阳所著的《论语》中的四句题词“管仲与桓公”,不仅有助于我们从孔子的角度来理解管仲,也帮助我们感受到明代知识精英对汉唐的向往。 。 又如万历四十四年丙辰科进士方迎祥在《论语》中题词“唯女子小人难养”。 根据朱熹的注解,进一步证实“妇女小人”并非泛指一切妇女和“小人”,而是特指王公大臣、官员身边的“幸人”,即,受青睐的“身边的人”。 方迎祥的解读无疑是明智的。 从中国历史上的情况来看,所谓的“女人之祸”、太监之祸,往往是由于没有处理好与“周围人”的关系而造成的。 孔子的这一建议对于国家治理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就八足散文的表现而言,唐顺之、归有光等人大力提倡“以古文为当代散文”。 所谓“以古文为当代散文”,就是将古文的深邃思想、阳刚之气、丰富多彩的章法、句法融入八足散文中,克服“体用排斥”造成的平庸、僵化、无力。 。 。 从内容上看,韩愈、柳宗元以来的古文也含有儒家的道理。 它之所以引人入胜,是因为它融入了更多的个人经历,富含新意,而且不局限于双句结构和固定构图,所以气势磅礴。 健旺。 “以古文为今文”注重内容的深度和“比拟”的多样性。 这种“以古文为今文”的尝试,催生了许多著名的八篇散文。 明末的李贽、袁宏道等人曾将明代八篇文章与汉赋、唐诗并称为一代杰作。 清代黄人也将八篇文视为明代三大文学体裁之一。 这当然不是盲目的肯定。 明清科举采用八篇文选拔士人,束缚了士人的思想,产生了不容置疑的负面影响。 但八篇文章是一篇完整的文章,名著众多,经典众多,确实有理有据。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明代文学与明代科举文化生态”负责人、武汉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