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经济文化繁荣的根源

明代经济文化繁荣源因/

明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空前繁荣的历史时期。 资本主义萌芽了。 这种情况与明代的财税制度密切相关。 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促进了明代中国传统理学文化的创新,阳明学派应运而生,对推动明代思想解放和新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儒。

财税促进商品经济繁荣

明初,为了尽快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使各地能够调整盈余和赤字,稳定物价,统治者更加注重减轻赋税负担,支持商业发展。 永乐初年扩大免税范围,军民购买的所有应税物品均免税。 为了避免官员勒索,应税物品清单被张贴在政府门口。

此外,为了方便商务出行,官员们还在北京北部和南部设立洞穴来储存货物和牲畜。 景帝时期,税额按当时的货物价格确定,并按税卷所列的内容制作和征收税卷。 这些宽松的税收政策,符合王朝初期社会生产生活的要求,有力地促进了商业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繁荣。

一些宋元以来形成的商业城市逐渐复兴。 各地水道沿线,特别是运河沿岸,逐渐出现了一些新的商业城市。 北方边境市场和沿海外贸口岸也得到发展。 明代中期以后,社会生产力迅速提高,商品经济极大发展,白银流通扩大。 国家的税收征收方式也随之改变,即由实物税逐步转变为货币税; 后来,随着各地赋税、劳改的实施,特别是一鞭法的实施,徭役逐渐演变为对白银的征用。 这种税收和劳役货币化的政策,客观上刺激了货币经济,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积极繁荣。 具体来说,一方面,土地税货币化迫使纳税人将农产品和地租放到市场上换取货币才能纳税,加速了农产品商品化进程; 同时,民众为了照顾好自己的生活、缴纳税款,需要探索各种途径。 生产渠道和努力发展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生产,这也增强了社会的商品意识。 另一方面,以白银代替兵役,减轻了无地商人的负担,使他们能够全身心投入商业经营。

此外,各地实施的税收和劳动力改革,特别是一鞭法的实施,清理了大量隐藏土地。 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拥有土地较多者的负担,免税免劳的土地很难找到。 这使得很多商人将原有的土地转化为想要投资土地获取地租的资本,转而从事贸易,抛弃了“最终致富、靠基础守业”的传统观念,全身心投入到土地经营中。来拓展业务。 顾炎武曾反思,嘉靖、隆庆年间,“民多不富,而富利亦少”。 他还说,鞭刑之法是因为利息薄,赋役重,“富商不买田”。 总之,税收和劳役的货币化不仅是商品经济的产物,而且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心灵研究应运而生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必然体现在文化上,心学应运而生。 公元1368年,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知道,征服世界可以立即实现,而保卫世界必须依靠以理学为代表的儒家思想。 出于现实政治需要,早在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他就下令以程朱理学注解作为全国乡试和会试的标准答案。 从此,程朱理学不仅完成了官学的整个过程,也成为明代八足文赢得士人、俘获世人心的唯一理论依据。

明朝中叶左右,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注入了丝织业发达、雇佣大量工人进行生产的苏州织机资本家。 贫富差距拉大,两极分化严重,人际关系再次商品化。 重要的转折点。 人心老了,崇尚奢靡。 尤其是在富裕的东南沿海地区,崇尚财富,物欲横行,人们对个人自由意志的公开追求已经势不可挡,开始与儒家伦理和现实社会发生冲突。 按照朱熹描述的方法,当人们面对竹林古树时,是找不到儒家“三纲五德”的真义的。

可见,思维方式上存在明显缺陷的程朱理学,自被确定为自力更生的官方意识形态之日起,不仅逐渐丧失了创新能力,而且面临商品经济新发展。 形势的急剧变化,使得人们对个体自由的诉求无法得到很好的解决。 在这种情况下,王阳明先生在第二次技改过程中进行了进一步的创新,自然而然地发展成了明代的“新学”。

“知行合一”的理念

明代最伟大的心学大师是王阳明(公元1472-1528年),浙江余姚人。 本名守仁,字伯安。 他曾寓居故里阳明洞,读书讲学,晚年被称为“阳明先生”。 年轻时,他读过朱熹的《礼物序》一书,进而进入佛道之门,寻找儒家的真义,却一无所获。 后因反对宦官刘瑾独裁,被贬为贵州隆昌邑丞。

在一个偏远荒凉的边塞,生活艰难困苦,信息十分有限,又无书可读,独特的生活环境和人生经历让他突然意识到,儒家思想的真谛并不在于儒家思想。知识在那些书本上,而在儒家思想的发现和发展中。 发自内心的感受和体会,因为古代圣贤就是在这种没有书籍、读着旧闻的环境中认识到我们的本性是自给自足的,不需要外在的东西。 圣人之道。 这就是著名的隆昌启蒙,标志着王阳明脱离了程朱理学阵营,将朱熹所谓的“理”绝对至上的思想移植到了大家的心中,形成了一种叫做“心学”的哲学思想。

王阳明在“心外无一物,心外无一物,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外无慈”的基础上,提出了“知行合一”的思想。心”。 他相信一切的真相都在我心里。 这就是“知”,而代表心中真理的“知”就是“良心”,表现在行动上的“良心”就是“善本事”。 “知”表现为“做”,“不做”表现为“不知道”。 这就是知与行的统一。 一个人如果能够不断地发现和表达自己的良心,就能与宇宙万物合一,达到终极之道。

后来,王阳明将自己一生的活动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破山贼”,二是“破贼心”。 前者被称为他在镇压农民起义、平息宁王朱辰浩叛乱方面的功绩,后者被称为他建立的心学理论体系,起到了“辅佐皇帝”和“为民之君子”的作用。 ”以“去人欲,存自然理”,挽救了危机中的明朝。

王阳明创立的《心学》最可贵之处在于它强调“以吾心是非为是非”,而不是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 这无异于给当时沉寂僵化的思想世界注入了新鲜空气,令人振奋。 令人耳目一新。 它不仅顺应了明代商品经济日益发展后人们追求个体自由的社会要求,而且对推动儒学的思想解放和新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作者为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金融系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