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防军事与明帝国的兴衰

尹敏智/文

明代的侍卫和军户原本是一个小众的学术话题。 迈克尔·松尼的《被治理的艺术:中华帝国晚期的日常政治》中译本的出版,引起了公众阅读界的关注。 明代,全国设有都督使府17个,哨所300多个。 五分之一的人被登记为军户,这在历代中都是绝无仅有的。 与这种弥漫社会的军事氛围不相称的是,自从正统面临北方俘虏和南方倭人的威胁后,明军的整体表现令人失望,留下了弱小的刻板印象。

消耗巨大社会资源的哨所军户制度为何到头来却漏洞百出? 学者们早已认识到,仅仅从《明实录》、《大明会典》、《皇明书》等官方记载入手是不够的。 20世纪初,罗祥林第一个用家谱学的方法来研究魏学与边疆开发的关系。 张鸿祥利用魏宣部档案研究明代少数民族。 经过牧野巽田、川越康弘、于志嘉、梁智升等学者的接力,研究成果相当可观。 宋一鸣是美国人,但他已经参与其中了。 20世纪80年代,他跟随南华派,到乡村寻找寺庙和古迹。 他在农村收集了许多明代军户的家谱。

在这样的大趋势下,如果还有学者不做田野调查,不探寻绝世秘籍,主动从各种新史料中孤立自己,反复咀嚼《明实录》、《大明会典》和《大明会典》。其他研究书籍,就会像拿着冷兵器,冲进炮弹满天飞的现代战场。 《明代军事政治史研究》就是这样一本书。 该书于2003年由集谷研究院出版,并没有引起国内学术界的关注。 作者奥山纪男已穷尽现有经典中的记载。 虽然史料方法和研究方法是老派的,但其核心思想在今天仍然有许多新意。

奥山1947年出生于日本东北山形县,毕业于北海道大学(日本简称“北大”)。 学生时参加菊池秀夫的《明史》研究班,从此进入明代军事政治史领域。 北京大学地处偏远,信息匮乏。 奥山学生时期,跟随大阪大学教授滨岛笃来到东京,“在大陆留学”了半年。 毕业后,他在埼玉县的一所大学工作,后来成为东京国士馆大学的教授。 20世纪80、90年代,山根幸雄担任“明史研究会”主席,并在东京地区定期举办研究班。 奥山、星比野、川越泰弘、于志佳都参加了。 因此,奥山并不是不知道家谱和选集的存在。 更有可能的是,他有意将自己的研究领域限制在中央层面,关注警卫制度的宏观演变。

纵观中国历代王朝,朱元璋是继汉高祖刘邦之后第二位出身平民登上皇位的开国皇帝。 而且刘邦只在位12年,而朱元璋在位31年。 百姓之王的共同特点是,他们知道百姓的疾苦,但他们也明白百姓可以被国家压榨到什么程度,他们的道德底线可以低到什么程度才能生存。 他们天生就有一种在极度残忍和温柔之间随意切换的能力,善于抓住人性的阴暗面。 明太祖的性格比汉高祖更强。 他寿命长,精力充沛,为明帝国留下了巨大而艰辛的遗产。

朱元璋曾回忆起自己崛起的过程:“我本为怀右庶人,因天下乱,得民心,率兵渡江,定居金陵之地,有长江天然峡谷的危险。” 由于出身卑微,除了在家乡征召的少量乡村士兵外,他主要依靠不断招募其他部队来发展壮大,其中包括土豪地主部队、投降部队等。来自陈友谅、张士诚等敌对集团和元朝旧势力。 整体来源非常复杂。 1364年,朱元璋对军队进行了大整顿,废除了元代军事制度的残余,建立了五千兵、千户千兵、百户百兵的制度,奠定了雏形。的驻军系统。

元末社会的全面崩溃释放出巨大的破坏力。 幸存的军队杀了很多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议程。 虽然他们暂时被朱元璋统一了,但派系冲突随时可能爆发。 奥山信夫指出,明朝建立后,当务之急是将由大量私人军队组成的明军改造为官僚体制下的统一军队。 这首先需要打破各集团军内部的私人联系,将其置于中央政府的统一控制之下。

洪武元年(1368年),徐达率军攻打元朝大都,将元顺帝驱赶到漠北,元朝就此灭亡。 三年后,北伐军凯旋回到南京,举行了大规模的评功受赏。 谭尚宽指出,这次奖励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奖励将士,也是为了综合评价每个人在明朝建立过程中的贡献,建立等级秩序。 此时基本建立的军部大臣世袭制度,原本是为了增强各集团军的向心力,但后来连普通士兵也要世袭,为明军的衰弱埋下了伏笔。

朱元璋选择此时加强对军队的控制,是因为王朝根基尚未稳固——河南王考阔帖木儿(王保保)盘踞漠北,大夏政权控制四川,梁王镇守扎瓦米在云南,距离下马治国的日子还很远。 宫崎市议会注意到,洪武三年,在功绩和赏赐方面,出现了重文轻武的严重倾向。 以武官为首,将军徐达年俸5000石,参赞刘基仅年俸240石。 这种资源倾斜有助于维持军队的战斗力。

各级官兵的伙食和俸禄,包括武官的月俸禄、旗兵的月口粮、外出执行任务时的口粮等,也是有明确的数字确定的。 为了避免地区间经济差异的影响,粮食和俸禄主要以米支付,也有丝绸、皮革、盐、胡椒等实物支付。 只有少数远离产粮区、交通不便的卫生院,大部分粮食、大米都兑换成铜币、纸币或白银。 朱元璋热衷于通过各种补充规定来维持国家政策的明显统一。 洪武九年,北方等地粮米折扣比例不能超过50%,南方等地比例不能超过30%。

破坏军队内部的个人联系可能会产生负面后果。 军官和中士彼此不熟悉且不信任。 上级越来越多地剥削和虐待下级。 命令无法执行,军队的战斗力逐渐下降。 洪武二十年(1387年)左右,随着第一代、第二代武官的世袭更替,这种情况更加严重。

考虑到淮河及中原地区将士的勤劳和立功,朱元璋给予特殊优待,将大批他们保留在南京精卫中。 南京的生活非常好,军士家属大量从山东、河南等地搬到了军营。 结果,田地荒芜了。 明政府只好规定,除军人的父母、妻子外,其他人一律遣返家乡。 这一政策逐渐演变到明代,“哨所军户”、“籍贯军户”、“户籍军户”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区别。

欧山在洪武初年的北方战争上并没有花太多的时间,而是把重点放在了云南战役上。 这是本书的创新点之一。 洪武十四年(1381年)九月,傅友德、蓝玉、穆英在南京奉天门接受朱元璋检阅,然后出征。 明军的实力是压倒性的。 十二月,攻曲靖,梁王自缢。 云南战争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 次年正月,朱元璋下令遣返因病体弱的将士。 布政使部、都指挥使部等机构的设立也被提上日程。

但到了洪武十五年(1382年)四月,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 罗罗先在云南乌萨、乌蒙、东川、芒布等地叛乱,明军主力撤退计划被迫搁置。 此后十几年,云南几乎每年都会发生大大小小的叛乱,将洪武政权拖入持久战乱的泥潭。

这场战役最终历时十几年,有记载的出动兵力为156万人,但实际情况还要更高。 每隔两三年,中央政府就要向云南招募20万新兵。 早期,军队来源多为秦军卫、精卫,是明军的主力。 后来主要依靠附近的湖广、四川。 为了平定云南,北平、福建、浙江、四川、广西,甚至新成立的陕西兴都司、贵州兴都司都在那里调动兵力,动员除辽东以外的全国,影响全国。 幸好这期间北方蒙古陷入了内乱,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云南战役最大的挑战不是兵源,而是后方补给。 当时,云南大部分地区尚未开化,由于刀耕火种,加上连年霜冻、干旱和流行病,无法供给如此庞大的军队。 朱元璋不得不适应军饷以粮米为主的制度设计,将大量白银运往云南,并从附近的湖广、四川购买粮食。 奥山指出,“平定云南战争的军事和经济负担,给洪武王朝后半叶的外交政策和财政带来了束缚”。 长期无法腾出精力进攻北方游牧民族,无疑是明太祖一生的“最大错误”。 一”。

由于北京禁卫军长期在云南作战,官兵之间的私人联系日益密切,引起了明太祖的警惕。 《明太祖实录》记载,最恶将蓝玉收养壮奴、假子数千人。 回到南京后,他变得霸道起来。 经过西峰关时,守门人没有及时开门,直接闯了进来。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兰玉叛乱,被处决。 超过 15,000 人被杀。 蓝玉案的审讯记录后来被编成《逆臣实录》。 书中关于叛乱的情节非常低级,让人怀疑大部分指控都是随意的。 兰玉案是在明末的特殊背景下发生的。 不能简单地用“狡兔死了,走狗熟了”来概括。

研究明代军事史的研究者大多关注明初如何围剿北元残兵、治理东北,而对云南关注甚少。 奥山则男纠正了这一偏见,认为云南之战深刻影响了警卫制度的演变。 明朝建立近一百年后,蒙古人的军事压力才重新形成。 1449年土木之乱,五十万明军(包括大部分靖难之役起义的新官)在土木堡被歼,明英宗本人被俘。 明朝没有灭亡,实属侥幸。 此后,明政府重组国防体系,将防御重心转移到北方地区,进入了熟悉的北方游牧民族与南方农耕民族的对抗模式。

最早的临时贴粮降俸政策,在人口稀少、粮食产量低的北卫驻地成为常态。 而且,越是偏僻的军哨,粮食就越贵,白银的比例也越高,最终士兵们能买到的粮食就越少。 天高皇帝远,边疆武官剥削士兵更是肆无忌惮。 北境卫军所有年轻力壮的士兵,都会想​​尽办法逃走。 为了改善士兵待遇,明政府想尽办法,甚至想出了“开华法”的极端方法,鼓励商人运粮到边境换取盐。 这后来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名字了。

守军防御体系的缺陷在嘉靖年间彻底暴露出来。 自从正统垮台后,很多武官逐渐放弃了年老体弱的禁卫军,宁愿自己招募雇佣兵,也就是所谓的家臣。 “仆人们通常会以放哨、侦查的名义到要塞进行走私贸易,必要时还会与蒙古人作战,以求升官和恩宠。与蒙古人的贸易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行为。”仆人,也是供养仆人的将领的财富来源。”奥山认为,“无论是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仆人的生活都与蒙古人民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中央的侦查和奇袭政府最看重的只是仆人的日常生活。”

可见,北部边境并不完全是局势紧张的前线,也是不少人进行机构套利的灰色地带。 当然,他们并不想改变现状。 这就是为什么当政府将这些奴仆招募到北京都营时,他们很快就变成了无赖,根本无法发挥出应有的防御作用。 于是万历年间,又出现了一次关于“选锋”的讨论。 军事体制频繁调整的背后,反映出武官权力的衰落和官僚权力逐渐掌控军事主导权。 明末,许多在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将领都是进士出身,如熊廷弼、袁崇焕、卢象升等,这在明初是难以想象的。

与宋一鸣最后纵观古今、长期推崇“被统治的艺术”不同,奥山则夫用的是日本东方历史研究特有的冷酷风格。 在结语中,他仅重述了各章的概要,并对明朝的军事、政治大事进行了总结。 军队的整体演变可以概括为三点:(1)士兵来源由驻军体制下的军户转变为恶棍、流氓等流浪汉; (2)粮食、俸禄由米改为银; (3)军队的统治权力由军部部长转变为官僚机构。 这有点不尽如人意,但我们能感受到其背后的社会经济变迁,以及一一串联的历史事件的巨大力量,如水穿石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