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汉藏文化交流画卷读完龙椅与法座明代汉藏艺术交流史

明代汉藏文化交流画卷——读完《龙椅与法座——明代汉藏艺术交流史》

永红

关于作者:

洪勇,中国藏学出版社副总编辑、总编辑。

我主编的《龙椅法座——明代汉藏艺术交流史》一书将于2020年6月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共15章。 是一部从艺术角度研究明代汉藏文化交流的专着。 也是一本集学术性、知识性、创新性、可读性和艺术性于一体的厚重学术专着。

本书作者熊文斌,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教授。 1982年至1989年就读于中央民族大学(现中国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藏学研究所,获学士、硕士学位。 1991年至1994年就读于中央美术学院佛教美术史专业,获博士学位。 求学期间,在王耀、黄浩、金维诺、苏白等老一辈学者的影响下,作者产生了一生关注汉藏艺术交流史的想法,即重点关注唐代与西藏的艺术交流。 按时间顺序研究宋、元、明、清时期汉藏艺术的交流和特点,揭示西藏艺术史发展演变的客观历史。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他开始撰写并发表大量有关藏传佛教艺术和汉藏文化交流史的文章。 2003年完成专着《元代藏汉艺术交流》,迈出了汉藏艺术交流年代史研究计划的第一步。 步。

本书是作者继完成元代汉藏艺术交流年代史之后的第二步。 旨在更加系统地介绍明代汉藏艺术交流的历史。 与研究元代汉藏艺术交流史一样,本书从个案研究入手,精选了西藏、青海、甘肃、云南、南京、北京和内陆等地的十余件明代重要的代表性艺术文物。蒙古。 一一进行实地调查。 在收集图像、文献资料和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明代中央政府对西藏及其他涉藏地区进行有效治理的史实,对西藏及其他涉藏地区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这些案件的年代、题材和风格。 并初步总结了明代汉藏艺术交流的特点和原因,以揭示这一时期汉藏艺术交流的面貌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明代汉藏艺术交流史

熊文斌 撰

龙王座和王座

明朝文化与艺术_明朝艺术文化PPT_明朝艺术文化特色/

全书共52万字,图片100余幅,分15章。 第一章介绍明代中央政府对西藏及其他涉藏地区的治理。 第二章介绍了明代留京的藏族僧侣及其主要活动。 第三章介绍文献记载的南京、北京藏传佛教寺院。 第四章介绍明代宫廷藏传佛教绘画艺术。 第五章介绍明代宫廷藏传佛教雕塑及工艺品。 第六、七、八、九、十章按地区介绍了北京、青海、甘肃、内蒙古、云南等地的藏传佛教。 佛教寺庙及其艺术,第11章重点介绍大陆艺术对西藏的影响,第12、13章重点介绍贡嘎寺和平措林寺壁画中汉藏艺术的融合,第14章专门研究明代的佛教寺庙及其艺术。已故藏族艺术家秋英多吉的汉画,第十五章总结。纵观全书,要点如下:一、藏传佛教在明朝京师的遗存,是朝廷政策的体现顺应习俗,建立多种封建制度来治理西藏。 2、贡赏制度的建立和宫廷藏传佛教艺术学校的出现,是明代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大规模双向交往的前奏。 3、汉藏艺术文化的相互吸收、融合是宫廷藏传佛教的主要特点。 4、宫廷藏传佛教艺术同时对藏区藏传佛教艺术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5、明代藏传佛教艺术的交流融合模式对清代藏传佛教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书的研究表明,明代汉藏艺术交流是元代汉藏艺术交流的延续和深化。 这是明代中央政府对西藏及其他涉藏地区有效治理以及西藏与内地政治、经济、宗教、政治交往的结果。 文化等各方面大规模、频繁交流的结果。 现有文物和文献表明,明代汉藏文化交流的规模、范围和程度超过了元代,特别是在艺术方面。 明代藏族、蒙古族、纳西族等地区与内地艺术文化的相互交流与融合,不仅极大地繁荣了明代藏传佛教艺术创作,也极大地繁荣了蒙古族、纳西族、纳西族等地区的藏传佛教艺术。其他地区与当地民族艺术文化相结合并逐渐本土化。

这本书有两个特点让我印象深刻。 一是本书的原创性。 书中有许多原创性结论弥补了前人研究的空白或不足,从而推动了该领域的研究进一步发展。 其独创性有以下三点:

1、虽然学术界自20世纪初以来一直关注丽江大宝吉宫藏族壁画的题材和创作时期,但始终不清楚。 该书在记录大量壁画铭文并与藏族文献相结合的基础上,首次验证了藏族壁画的主要内容。 同时,基于图像识别,结合汉藏铭文和文献,提出壁画创作于1643年,是一个较为可信的时代。

2、罗布林卡大仁王挂毯唐卡一直备受学术界关注,但藏文铭文却很少受到关注。 同时,对其创作年份也没有达成共识,众说纷纭。 笔者对碑文进行翻译研究后认为,悟道大师阿木格和国师索南舍饶不仅虔诚地供奉这幅唐卡,而且还供奉时轮金刚、胜乐金刚、喜金刚、大王。 唐卡有很多,如金刚金刚、摩诃罗等。 根据《明史记》等有关阿木格、索南西饶三位法王册封的记载,首次证实法王唐卡创作于1434-1443年。 年。

3、关于明代以后西藏三大艺术流派之一的贡嘎寺壁画的研究,是钦子派鼻祖的重要著作,虽然学术成果较多,但基本得到证实寺内壁画为勤子派创始人勤子勤莫的壁画。 虽为弟子原创,但大殿及其回廊内的两幅《如意腾》本生故事壁画的作者、分布及年代尚不清楚。 作者在系统调查的基础上,结合藏文铭文与文献、建筑与壁画的关系、壁画风格等,清晰地还原了会堂建筑的沿革以及钦子钦摩师徒早期原作的分布情况。首次:现有会堂回廊”本生故事壁画《如意腾》是1920年代大雄宝殿增设回廊后绘制的。早期的回廊此时被改建为数座佛殿。壁画与其中保存的同一主题是琴子琴墨及其弟子的原画。

其次是本书的重点。 本书重点关注明代汉藏艺术交流领域。 本书以明代中央政府对西藏及其他涉藏地区的治理为背景,概述了北京、南京、西藏、甘肃、青海、云南、内蒙古等地现存的明代藏族传统。 对具有代表性的佛教艺术文物进行了较为深入的个案研究,梳理、总结了这些文物的历史、题材和风格特征,揭示了西藏和西藏多民族文化相互影响、交融的史实。大陆都有反映。

西藏对内地的影响,从明代宫廷藏传佛教绘画艺术就可见一斑。 其中,明代宫廷画家尚希所著的《金刚识经》彩色插图,在中国传统绘画的基础上融入了藏族风格元素。 作品虽然以中国风为主,但其特点主要体现在相关图案和技法的构图、表现上。 纳入的藏式作品主要有释迦牟尼佛、金刚总持、文殊菩萨、大黑天等神灵以及藏传佛教僧人个别以及梵文经咒等。 除武贤王等部分神祇外,大部分神祇的造型、体色、标志、法器、装饰等都与藏传佛教同一主题基本一致。 高僧头戴黄桃形尖帽,身穿袈裟,右肩裸露,下穿交领马甲。 他双手放在胸前,施法轮印。 他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上。 他的身后是马蹄形的头灯、身灯和卷草。 桃形图案,大背光; 金刚总持菩萨,身青色,高髻,头戴五叶宝冠,双手持金刚铃、金刚杵于胸前,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上。 《金刚识经》的主尊无显王虽然不是藏传佛教的本尊,但他的九头十八臂、三足踏颅的造型与密宗本尊的造型有密切的关系。为藏传佛教的大威德金刚。 关闭。 毫无疑问,这种造型的出现深受西藏密宗本尊造型的影响。

这些藏族彩画插图的风格与同时期北京创作的宫廷藏传佛教艺术以及西藏等地区的艺术基本一致。 例如,金刚总持菩萨、文殊菩萨、大黑天菩萨的造型、背光与西藏江孜白居寺、青海瞿昙寺的壁画一模一样。 尤其是宽阔的莲瓣,与永乐、宣德时期创作的藏传佛教金画一致。 铜像一模一样。

《金刚知识经》中的106幅彩色插图,清楚地表明尚希不仅精通中国艺术,而且对藏传佛教艺术也有很深的造诣。 更重要的是,这幅宫廷经文图首次揭示了明代宫廷画家受藏传佛教艺术影响并参与宫廷藏传佛教艺术创作的历史事实。 《金刚识经》插图的出现,不仅提供了宫廷藏传佛教艺术作者的身份,也为作为其有机组成部分之一的中国风格提供了明确的艺术渊源,并提供了基础。为进一步恢复明代宫廷藏传佛教。 艺术与汉藏文化的交流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内地对西藏的影响如贡嘎寺壁画,是明初汉藏艺术相结合的重要杰作。 贡嘎寺大殿内现藏有钦子钦摩法师创作的《如意藤》和佛传故事《十二大变》壁画。 在继承藏族传统艺术的基础上,吸收融合了汉族、印度的元素。 和尼泊尔的艺术元素,形成了鲜明而独特的艺术风格。 其中,对中国风格的吸收和融合尤为显着,使整幅壁画具有浓郁的中国绿色山水画气息。

贡嘎寺大殿和二楼和金岗殿现存的明代壁画中,汉族风格的元素主要体现在山水构图、用色、部分人物和装饰图案的表现、图案的运用等方面。一些技巧。 背景中大量山水的运用以及山水构图的运用,是《如意藤》、《十二红花》等壁画的一大特色。 壁画题材吸收和融合了中国风格的主要内容之一。 贡嘎寺的壁画中,甚至还有以单一神灵或单一人物为中心的壁画。 他们还使用大量的风景作为背景,并以此来构图。 同时,贡嘎寺大殿壁画中的装饰图案也吸收并融合了大量的中国风格元素。

贡嘎寺大殿的壁画中,大量的中国式琉璃山顶建筑描绘了许多建筑表现,与藏式建筑完美融合。 汉式文物主要有明代宫廷制作的椅子、祭坛等家具,金刚铃、金刚杵、香炉等礼器,以及一些瓶、罐等瓷器。 椅子、佛坛等家具的图案主要出现在大殿东墙上的萨迦派道教教义和根本密宗传承大师的壁画中。 其造型具有明代宫廷家具的特点; 金刚铃、金刚杵、香炉的造型与明代宫廷家具相似。 宫廷制作的、朝廷赐予西藏僧俗领袖的器物,与各大寺院的器物一模一样,应该是永乐、宣德两代的作品; 瓶、罐等瓷器也主要出现在礼堂东墙上。 在传承大师的壁画中,很明显,他们也是来自皇宫的赏赐。

此外,大殿东墙上的萨迦派道教壁画中央的主要人物和根本祖师两侧的朱红色柱子以及其上所附的五爪龙图案,也是吸收和借鉴了中国艺术。 。 大威德殿背光上方左右的日、黑、月、兔图案也来自中国艺术的母题。 贡嘎寺大殿壁画中的中国艺术元素中,以如意云图案最为常见,几乎涉及到每一个故事情节。 与汉族艺术中的同类图案相比,造型、色彩更加丰富、灵动、典雅,装饰性很强。

在山石树木的表现上,也吸收了许多汉代特有的品种。 以大殿东墙上的萨迦派道教法门和根本传承大师的壁画为例。 以兰花、菊花和大量阔叶树为代表。 同时,山石的表现也体现出浓郁的中国艺术气息。 高耸的山峰、嶙峋的岩石,与藏族绘画传统中的造型完全不同,强烈让人联想到绿色山水画中同一题材的造型。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贡嘎寺大殿的壁画也借鉴和吸收了中国艺术的一些技法。 这些新艺术元素的融入,进一步丰富了藏传佛教艺术的表现力。 也是明代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政治、经济、宗教、艺术、文化等方面大规模、频繁交流的生动例证。

总之,本书聚焦明代汉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对于当今构建更牢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显然具有重大的学术和现实意义。

原文发表于《中国藏学》2021年第4期

为了方便微信阅读,脚注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