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为何与少数民族发生战争

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明朝三百年来残酷屠杀少数民族的政策。 如果说“直击巢穴”针对的是北方或东北地区实力较强的少数民族,那么残酷屠杀的受害者则主要是南方和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 与蒙古人和女真人相比,他们的实力较弱,抵抗明军武力的能力也较弱。 另外,北方的民族大多是马背民族。 以步兵为主的明军即使在野战中获胜,也很难追上剩余的军队并将其全部消灭。 所以,这种军事政策只能用在南方各族人民的头上。 明朝用这种残酷的伎俩,无非是为了震慑南方各族反抗的决心,为下一步的征服铺平道路。 当然,如果一个民族能够通过屠杀彻底消灭,基于“良夷就是死夷”的罪恶思想,明朝统治者在砍下屠刀时绝不会犹豫片刻。

从当时留下的各种史料来看,每次对南方少数民族的军事镇压行动,都会留下“斩首万余人”到“千余人”的血腥记录。 也许有人会问,当时的人怎么会为了这种不光彩的事情留下自己的犯罪记录呢? 其实很简单,因为在那些不懂什么叫宽恕的刽子手眼里,这是他们可以夸耀的记录,是升官发财的阶梯,是最高统治者可以展现的武功。离开。 他们不但不会感到羞耻,反而会大肆写下来,免得后人不知道。 诚然,在那个与人文精神和宽容美德隔绝的时代,刽子手们根本不会有任何觉悟,但如果在今天这个文明进步的时代还有人为这种屠杀,那就只能说是这样的人有无耻之心。

屠杀政策始于洪武年间。 我们列入屠夫名单的第一个人是吴福。 他是濠州朱元璋时代的一位创业元老。 参与征伐泗、楚、河、采石、太平等城池。 一系列重要的战斗。 明朝建立后,被封为怀远将军、安陆卫都尉等重要职务,后投身于镇压南方各少数民族的工作。 关于此人的屠杀记录,历史上有明确的记载,广西洪武十六年,他“伐苗朝,至吉拉堡,建安庄、新城,夷平房屋七百间,夺取村落”。数万人。” 不过,他自己显然在这一系列的战斗中受了重伤。 “是年十月,金章发死于普定”(《明史·吴福传》),也算是刽子手应得的命运。 然而,即使是这样一个“杀戮数千人”的刽子手,与另一个名叫韩贯的人相比,也显得相形见绌。

洪武十九年(1386年),韩观任桂林右卫都尉。 因“征柳州、容县夷”,升任广西都尉。 二十七年(1394年),“攻克泉州、官州”。 杨朱耀,斩首一千四百余人。”次年,“擒夷山诸郡蛮夷,斩其傀儡王及不足万户二千八百余人。”因此升任南将军。征服。他是一个依靠屠杀少数民族的人,一个彻头彻尾的刽子手,他在洪武时期最大的“功绩”是在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调兵征南丹”。 ,先后提出加入杜康、相武、伏老、上林、思恩、都梁等蛮夷。 得军衔万余。”这一“战功”使他于同治二十九年(1396年)升任总督。《明史》评价他“性情凶猛,刑罚毫不留情”。猛禽是古代传说中的一种肉食猛禽,一只像猛禽一样凶猛,杀人不眨眼的恶魔,被送到了广西,居然给当地少数民族带来了一场大祸。同时,韩观一向喜欢杀人,而且他杀的人也不限于少数民族,尤其是喝醉酒的人。有一次,清远的学生来拜访他,本是礼节性拜访,但他却坚持要这么做。关于他在广西的军事策略,明史有“贼必死”的记载。 每隔一段时间,他们就会向蛮族举报,蛮族会害怕。 也就是说,被他俘虏的所有人,除了一两个活着的少数民族囚犯外,没有一个能逃脱死亡。然后他又活生生地释放了几个,并展开了残酷的杀戮。他向部落作见证,引起心理恐惧。

这就是上述残酷屠杀政策的本质,而韩贯本人就是这一残酷政策的忠实执行者。 但从后来“刘、荀夷出而反”的记载来看,“境内安全”说只是抵抗运动在恐怖高压下暂时进入低潮,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缓解它。 解决民族矛盾反而会埋藏更深的仇恨,激起更多的反抗。 他的“嗜血”名声和“实绩”已经传到朱元璋耳中,他不得不亲自告诫他:“夷人易叛难服,越杀越不愈”。到了镇上,就应该安抚他们。“专杀”,大概有这样的命令。至于洪武末年,史书上就不再看到韩管的屠杀了,直到永乐年间,新皇帝即位后,加大了对少数民族的军事镇压,韩贯体内的噬血因子再次活跃,永乐元年(1403年)旧病复发,“杀了少数民族”。李鼎珠:“县里有成百上千的土匪。” 当然,与之前斩首数万人的“成果”相比,这只是为接下来更大的屠杀做的热身活动。 永乐五年(1408年),韩官载亲自指挥贵州、广西诸军,歼灭马坪、来宾、黔江、滨州、上林、罗城、容县、武宣、东乡、桂林、桂平、永福等地。 在少数民族起义的战斗中,他曾“斩首万余人,俘虏一万三千余人”,追平或超过了他在洪武二十八年的“纪录”。 就是这样一个双手沾满少数民族鲜血的罪犯,居然得到了明成祖的“甲牢”(《明史·汉官传》)。 可见,成祖本身也是一位噬血魔王。 至于韩贯死无子嗣,或许就是上天对屠夫的惩罚。

继韩观之后,继续推行屠杀政策的是单云。 其父单庆是明成祖起兵平定的名臣。 由于他的支持,他获得了世袭的军事职位。 父亲死后,单云接任武王左护卫。 宣德三年(1429年)“以蛮将印,任将军官”赴广西,具体负责镇压韦超烈领导的壮、瑶等少数民族起义。 到达广西后,他立即积极调动兵力和将领。 他先后邀请贵州、广东军队进入广西,共同剿灭叛军。 他的理由是“清远、于林淼、姚飞不服气”,这与他的前任韩观的想法如出一辙,主张以大规模屠杀、多重杀戮的残酷手段来达到恐吓效果。 得到朝廷军事支援后,他在广西“连战十余次,斩首一万二千二百六十人”,几乎相当于汉关两次屠杀的总和。 与韩观相比,云山更加聪明,懂得软硬兼施。 因此,除了屠杀之外,他还做了一些“询问老人、安抚好心人、侦破诬告”等事情。 因此,他死后,被称为“立庙祀焉”(《明史·云山传》)。 不管他是否装腔作势,他身上沾染的两万多个少数民族的血迹,都是一个祠堂都无法洗刷掉的罪孽烙印。

遭遇这三个屠夫是广西各族人民的不幸,但同样的不幸也发生在邻近的贵州省。 第一个受明朝影响进入贵州的屠夫名叫萧寿。 他的资质,相当于云山的父亲云擎。 永乐十六年(1419年),来到贵州,任右军总司令钱师、总兵。 宣德二年(1428年),“破昆竹壁寨,追之,斩伪王以下数百人”。 宣德七年(1433年),“进兵桂子坪……斩首五百九余人”。 正统元年(1436年),他再次出兵镇压广西勐古留东壮族和逃亡湖广各族人民的联合起义。他们的祖国。 他采用长期围困的战术,断绝了起义军的粮草,最后“擒斩其首领,党余者尽”(《明史·萧雪传》)。 虽然没有明确的杀戮数字,但从文字记载来看,整个起义军中,能逃过他屠刀的人应该不多。 返回贵州后,多次出兵镇压三阳洞、黄白山苗族起义,升任左都督。

就像广西三位屠夫的传承一样,贵州出现的屠夫也有后继者。 继萧恕之后的方英,其父亲方征是驻贵州武官,在镇压鹿禅苗族起义的战争中牺牲。 正因为如此,方颖的到来才带着一丝家仇。 果然,在“为父报仇”心态的驱使下,他率领六千大军再次攻打陆川,“杀戮数百人,杀戮不留情”,终于完成了父亲的“遗愿”。 如果这场战斗可以理解为家族仇恨,那么景泰三年(1453年)他就以“击败白石崖贼,俘杀2500人”的屠杀为自己换来了左都督之位。 。 它正在用被宰杀的幼苗的鲜血将紫袍完全染红! 五年(1455年),凭借“攻克潮汕、三百滩、拐西、桂中、拐里村……斩首七千余人”,升任南河伯。 屠夫居然说和平,这可谓是绝妙的讽刺。 他四十五年的一生,在贵州“攻克数千寨,俘杀四万余人”。 就连韩观这样的杀人犯,也是他所望尘莫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