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灭亡因变法失败国内外痛苦气候寒冷而亡

对于明朝的灭亡,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 作者采用两种视角,一种是全球化,一种是全球历史,给我们带来了耐人寻味的阅读体验。

明朝从1368年朱元璋洪武年间建立到1644年崇祯皇帝在眉山去世,历时277年。此后,南明一直延续到1662年。明朝后期通常是指从明初开始的时期。万历(1573年)至崇祯末年(164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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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明末历史值得关注。 从经济角度看,这一时期的中国经济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茶叶、丝棉纺织品、瓷器大量进入世界市场。 中国经济开始卷入“全球化”贸易漩涡,并与全球经济密切相关。 与此同时,随着“西学东渐”,思想领域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早期的全球化已经开始对当时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产生重大影响。 可以说,这是一个中国开始融入世界的时代。 然而,随着张居正变法的失败,明朝朝臣陷入了无休无止的内讧之中。 最终,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夹击下,明朝在抵御外侮、维护内部和平的困境中不可逆转地垮台了。 崇祯皇帝也上演了一场非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 从繁荣的顶峰到崩溃的低谷,只用了几十年的时间。

万历新政为何如此短暂?

谈起明末的官方政治,就不能不提到万历新政。 万历初年,辅佐幼帝的张居正亲眼目睹了嘉靖、隆庆时期混乱的政局,并指出了当时的五大弊病:“皇室骄横,臣民失职,官员循规蹈矩,边防松懈,财政匮乏。” 他提出“国家兴亡,在吏治;朝廷兴亡,在财政”的整顿方略。 万历皇帝即位的头十年,通过整顿吏治、边防、改革税赋,使明朝焕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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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施政方面,张居正于万历元年(1573年)推行《考试法》,针对各级官员“诽谤名誉”的官场作风,提出“综合考试”。名实”,各衙门敷衍了事。 “清正廉洁”和“精准管官”的考核政策。 他淘汰冗员,奖励辛勤劳动,强调“用人唯才”,并以雷厉风行、轰轰烈烈的手段来实施,极大地改变了以前纵容徇私舞弊的官僚作风。 历史上有“大小大臣辛劳侍奉,国内外锤炼”的说法。 ,不敢偷走你的心。

经济上,面对“国力不足”、“国库空虚”等严峻的财政状况,张居正提出“量入为出”、“极度节约”的财务管理原则,严格控制宫廷财政支出,并减少政府行政开支。 同时,针对当时小户土地已丧失但纳税,大户土地增加但无应税粮食的情况,提出了清理土地、改革税赋的建议。奴役制度,实施鞭子法,简化税收程序。 此次改革,全国发现隐藏土地700万公顷以上,超过明初全国税田总数。 这导致明政府控制的税田面积大幅增加。

可以说,这十年的新政是非常有效的。 明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幅增加。 万历五年(1577年),太仓银行年收入达到隆庆元年(1567年)的2.17倍。 官场腐败得到遏制,边防大为改善。 万历时期成为明朝最繁荣的几十年绝非偶然。

但由于新政侵犯了统治官僚、王室、大地主的利益,因此遭到了整个官僚的被动抵制。 万历十年六月,张居正因病突然去世。 反对者起来攻击他。 十年的新政策白费了。 张居正本人也遭遇了死后被清算的悲惨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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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失败的原因很复杂。 从制度安排上看,万历新政只能是当时传统政治体制内的调整,而这一体制内的调整最终是有限的。 首先必须保证支持现有制度的利益集团的利益。 它不能被损坏。 这是传统政治体制的制度缺陷,也是张居正变法难以逾越的障碍。

中国古代特别注重以德治国,总是寄希望于圣人的启蒙、圣王的觉悟、清官的表率和能官的勤勉,往往缺乏制度规范。 但历史事实表明,仅靠官方道德的自我约束是不够的,因为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权力的逐利本质。 张居正的改革最终没能完成制度设计,使制度具备自我适应和调整的能力,最终失败也就在所难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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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死后的个人悲剧进一步恶化了晚明的官场生态。 他生前受到神圣家族宠幸的悲惨命运,但死后皇帝的冷酷无情,深深警示着他的继承者们。 他们变得谨小慎微,做事不求功,但不求过失。 随后发生的“造反运动”,暴露了中国古代官场得意时人挤人、落难时愈加恶劣的恶行。 “他在位时,全朝都竞相称颂他的功劳,他不敢说他的过错。至于今天的败仗,全朝都在争相称颂他的功劳,他不敢说他的功劳。” ”。 与此同时,由于张居正的离开,朝堂上的人也少了。 强大的制衡人物,原本朝臣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不断激化,开启了晚明政坛的派系斗争。

天启之初,张居正平反翻案,官员们忙着正名自保。 明末政治中“党争异己”之风愈演愈烈,使明末在裙带政治的泥潭中越陷越深。 天启后期,宦官扰乱朝政,残害忠良,“朝堂上的一切好事都被消灭了”,万历新政带来的新社会风气被彻底破坏。 此前的“万历三大远征”已经基本耗尽了万历新政的经济红利,特别是万历二十年至二十六年(1592-1598)的朝鲜战争,使明政府的经济实力受到严重打击。 明朝政治机制的无能和政治腐败在战争期间许多外交事件的处理中暴露无遗。 因此,朝鲜战争也被视为明朝由盛而衰的重大转折点。 新政的失败、党争的兴起、辽东的危机,让明朝失去了最好的复兴机会,预示着明朝真正开始衰落。 因此,后人有“明朝竟因神宗而亡”的感叹。

崇祯皇帝,一个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

当万历朝的财富光环逐渐褪去时,明朝开始了不可逆转的颓废之路。 崇祯皇帝即位后,继承了一个内外都难以收拾的烂摊子。 他不仅要面对以魏忠贤为首的“宦官党”,还要面对前朝留下的颓废政治局面。 “今官政、民生、夷情、边防,皆堪忧”,就是他处境的最生动写照; 以及“此时不纠正局势,怎能指望和平呢?” 透露出他内心的焦虑。 以及拨乱反正、复兴明朝的强烈愿望。 为此,他寝食难安,孜孜不倦地探索新政的措施。

然而,官场多年来形成的弊端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不是认识和要求就能治愈的。 在强大惯性的驱使下,朝廷中的士大夫“众人皆如是,众人非如是,有恩怨有怨”。 从文体仁对钱谦益的批评,到袁崇焕入狱引发的钱龙熙案,再到文体仁与周彦儒的矛盾,贯穿了整个崇祯朝。 崇祯皇帝本人也感叹道:“诸大臣若知党同心,排除异,则家富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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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年仅十七岁的年轻皇帝,他求医心切,但又自尊心高,多疑多疑。 对大臣的责任日夜不停,而且往往繁重,最终导致大臣们胆怯不敢说话,而皇帝则独自一人工作。 崇祯十七年,更换兵部尚书十四人,更换刑部尚书十七人,任命内阁学士五十人,杀总督七人。 这种情况的直接后果就是君臣不和,崇祯皇帝禁止拉帮结派的殷切期盼落空。 无谓的内乱直接削弱了明政府的统治能力,加剧了日益严重的边防和内政危机。

边防方面,从熊廷弼到孙承宗再到袁崇焕,几位辽东边疆有为的将领都曾卷入朝内党争。 熊廷弼被“宦官党”陷害,被杀后报到九方; 孙承宗因“宦官党”爪牙无端攻击,被迫辞职回乡; 袁崇焕的悲剧固然是由于皇太极违反直觉的情节影响,但也是明末党争的直接后果。 崇祯皇帝最初下令逮捕袁崇焕时,并没有打算处死他,只是“暂罢查办”。 但朝堂上有人执意将袁崇焕与党争纠缠在一起,最终使袁崇焕的罪行更加严重,失去了翻身的可能,酿成悲剧。 对于崇祯皇帝来说,杀了袁崇焕,就等于砍断了自己的四肢,毁掉了长城。 从此以后,能克敌制胜的人才就很难找到了,辽事就更难办了。 “自崇焕死后,旁事无人得益,明朝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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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国内事务而言,即使国内发生内乱,李自成农民军烧毁凤阳明祖陵,朝臣们仍然沉迷于党派斗争。 他们为了实现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往往不惜残杀对方,甚至忘记国家和社会的利益。 这是明末党争的最突出特征。 由于党争,明政府完全丧失了对内外部局势的全面掌控能力。 面对日益严重的民间起义危机,他在绥靖与镇压之间犹豫不决; 面对日益恶化的边境局势,他在与清军的作战中优柔寡断,一次次失去机会。 因此,毫不夸张地说,党争的结束导致了明朝的灭亡。

崇祯皇帝的悲剧让我们清楚地看到晚明社会的政治制度面对外部经济文化冲击时表现出的麻木不仁和无所作为。 从张居正倡导的万历新政因“施政于民、摧残于民”而失败,到崇祯皇帝的悲剧——一个不是亡国之君的国家,他们竭尽全力,竭尽全力但最终他们还是不知所措。 他疲惫不堪地倒下了,无法改变明朝衰落的命运。 明末的历史变迁表明,明末政府的治理效率和适应性已经无法支撑和驾驭全球化时代明朝历史的巨大变迁。

明朝的灭亡是十七世纪世界普遍危机的一个缩影

从“官政、民生、边防、夷情”等方面分析,明朝的推翻是必然的。 但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这些问题在王朝的早期和中期也同样存在。 难道还不能再拖延几百年吗? 更彻底地说,无论哪个朝代,个别、零星的农民反抗时有发生,但真正能动摇根基、灭亡一个王朝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却是二三百年一次(王家藩)。 :《明清易经》)《时代的偶然与必然》),明朝灭亡了,为何是崇祯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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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全球史的研究视角给了我们新的启示。 从全球历史来看,全球许多国家和地区在这一时期都经历了经济衰退、人口下降、社会动荡、政权更迭等危机。 这种现象被称为“十七世纪危机”。 有学者直言,全球气候变化是17世纪世界大范围危机的主要原因。

北半球的气候从14世纪开始变冷,在17世纪达到顶峰。 15世纪初以后,出现了两个暖期(1550-1600年和1720-1830年)和三个冷期(1470-1520年、1620-1720年和1840-1890年)。 一般来说,16世纪和18世纪可以认为是暖期,而17世纪和19世纪是冷期。 其中,17世纪最为寒冷。

明末(万历二十八年—崇祯十六年,1600—1643年)被视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五个小冰期。 此轮“小冰期”使明末全国进入异常干旱时期。 据《南北志》记载,这场浩劫的前兆可以追溯到嘉靖初期。 万历十三年(1585年)开始显现,但盛衰,直到崇祯朝才达到顶峰。

崇祯九年(1636年)开始,一场因气候干旱引发的严重蝗灾,从陕西东部、山西南部和河南开封等地向东西方向蔓延。 到了崇祯十三年,黄河、长江两大河流的中下游以及整个华北平原已成为重灾区。 崇祯六年(1633年),山西爆发鼠疫。 到崇祯十四年(1641年),鼠疫蔓延至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等地。 这场瘟疫导致北京人口大量死亡。 崇祯十六年二月,“京城大疫,人鬼混杂”。 “京城瘟疫肆虐,死者遍地,十间房屋空无一人,甚至家家户户都被消灭,无人能制止。” 陕西、河北不少地区甚至发生过吃人的惨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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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运正常、治理能力较强的政府,面对如此惨烈的灾难,依然需要全力以赴,更何况是本来就腐败丛生、病入膏肓的明末政府。 纵观中国古代社会,朝代更迭时,持续的饥荒和民不聊生是农民奋起反抗的重要诱因。 “土地黄红,村落几近荒无人烟;白骨白绿,每晚仿佛能听到鬼哭声。要想不让穷人变成盗贼,就可以”不可得之;欲防奸人视贼,不可得之。 富者不豪爽,会变穷;好人不豪爽,会成为奸人,这是达不到的。”

天灾往往成为压垮当时王朝政权的最后一根稻草,明朝也不例外,但崇祯皇帝却恰逢其时。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本文根据作者在东方论坛·文化中国主题讲座系列《走进历史·认识中国(第二季)》上的演讲速记)

主要参考:

范述之《崇祯传》,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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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述之,《明末巨变》,中华书局,2015年版

(美)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82年版

刘志钦,《晚明史——再认识末世的衰败》,江西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孟森《明史讲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苏同兵《明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王家藩《百年风雨、千年互惠》,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版

(日文)小野和子《明代党与社会考》,李青、张荣梅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谢国桢《明清时期政党与社会运动考》,中华书局198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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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建中,《清史翻译丛书》第11辑(《中国与17世纪的危机》专辑)主编,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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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藩《明清时期的偶然性与必然性》,《士林》200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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