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惊世骇俗的七杀碑背后的

七杀碑是民间流传明末流寇,大西军首领张献忠的传闻,传说张献忠在四川大,杀人如麻,还特意立下一碑以解释其作为,上书一对联,文曰:“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横批:“杀杀杀杀杀杀杀”。

1934年,一位英国传教士在四川广汉发现了张献忠的圣谕碑。碑文是:“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证明了对七杀碑的怀疑。   张献忠死后十三年的1659年,清军才攻陷重庆。也就是说在这十三年中,张献忠余部以及四川人民和清军展开了殊死搏斗。难道这13年当中清军在和孤魂野鬼打仗?

四川平定后,满清统治者为了把“几乎杀尽四川人”的责任推给张献忠,就利用民间流传下来的“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的口碑,在后面加上七个“杀”字,而且声称这块“七杀碑”就在官署中,以证明其说词可信。 而国内现存两块张献忠“圣谕碑”, 少城公园陈列的碑上,没有一个“杀”字,当时的照片仍在。另一块“圣谕碑”,是1934年由一位英国传教士在四川广汉发现的,后来这块碑被运到广汉公园中展示。而它的碑文正是史料中记载的张献忠“六言圣谕”:“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说的是慈悲的上天赐万物于人类,而人却没有一物可用来报答上天,所以人需要反省。

《蜀碧》一书的作者彭遵泗是乾隆二年(1736年)的进士,官为御林院编修。可说是封建士大夫阶级的代表,对农民起义的痛恨可想而知,所以他的书究竟有多少可信度很值得人怀疑。   1646年,也即满清入关后第三个年头,满清即宣布张献忠已被战死,并宣称“破一白三十余营。平四川”,即宣布四川平定。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满清攻陷渝城(重庆),是在十三年后的1659年。   因此对四川人民的这种顽强不屈的抵抗,清军采取了彻底的办法作为报复。即不论是“张贼”,还是无辜的平民,一律斩杀。 “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这是1649年满清贴出的公告!

这种残忍的方式,在四川竟然持续了很长时间。为了隐瞒、欺骗中国人,满清居然把他们自己干的这些大全部栽赃给张献忠!   试想,假如张献忠真如满清鞑虏所宣传的那样,“是一个疯狂的杀人魔王。四川交通可达的人烟稠密之处,差不多被他杀绝”,那么,几乎没有人烟的四川,何能抵抗十多年?   已经到了“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地步,何需“劳驾”清兵们花费十多年时间去平定?   这不是明显的矛盾嘛。  四川人民的反清活动被残忍地后,的确是到了“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地步。清廷不得不迁移湖广的人口至四川(即有名的以湖广填四川)。造成这种惨状的不正是清兵们吗?可见当时的清兵们不仅穷凶极恶、而且栽赃的手法也卑鄙至极。 当然越是夸张和宣传张献忠的“”,就越能证明真正的刽子手们的行为是“正义”的。这是小学生都知道

的道理。满清统治了两百多年,战败一方的记录早就被毁灭或被篡改,留下的只是有利于自己的“记录”和当时的宣传,这样的“历史”代代相传,两百年后的百姓也就很自然地信了。 不过,如上面的例子,还是可以从满清自己的记录里找到矛盾的地方,从而还回历史的真面目。也有后来的出土文物戳穿了当时满清所制造的、流传两百多年的谎言。 例如,有一个栽赃的著名例子:满清的“七杀碑”传说。满清说张献忠不仅杀人如麻,还在他杀人的地方立了个碑,碑上写有: ‘天生万物以养人 人无一善以报天 杀、杀、杀、杀、杀、杀、杀’ 但后来,在广汉的一个公共墓地里,出土了张献忠的“圣谕碑”。

碑文上却是: ‘天生万物与人 人无一物与天 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即慈悲的上天赐万物于人类,而人却没有一物可用来报答上天。所以人需要反省。根本就没有丝毫的杀气。 满清的御用文人们,把前段留下,居然把后一句改成了七个“杀”字以宣传张献忠的“残暴”和满清的“正义”! 当然,张献忠在四川时的确也做了很多坏事,但绝对没有像自满清征服全中国后所流传的那样,四川人都是被他杀光的。制造“弥望千里,绝无人烟”惨剧的决不是张献忠,而是当时的满清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