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天津军事地位的崛起

(原文发表于天津韦·贾春秋2022年8月23日《今夜新闻》第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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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天津渭屯垦区地图

明代定都北京之前,天津地区作为京杭大运河永济运河段的枢纽,其漕运功能受到历代朝廷的重视。 但自从明朝皇帝朱棣迁都北京,并在天津建城驻军后,天津的军事地位逐渐凸显,最终成为一座不可替代的军事重镇。

抗日援朝战争大后方

通过梳理《明史·军事年鉴》、《明神宗实录》等史料,基本可以找到天津军事地位逐步提升的历史脉络。 原因是明朝长期受到倭寇、后金等强敌的威胁。

我们先说前者。 自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以来,中国沿海各省一直饱受倭寇的困扰。 尤其是朱棣迁都北京之前,山东、河北等北方沿海省份遭受重创。

永乐十七年(1419年),倭寇更侵入今辽宁省境内。 幸运的是,他们被辽东总司令刘江歼灭。 这也是现有史料记载的最北倭寇入侵记录。 明朝对于海防有着清晰的认识。 他们认为“倭寇常有,所以海防也很重要”。 它非常重视沿海省份的防御。 鉴于此,明朝廷将数万里的海岸线划分为若干区域,分别组织防御。 沿海省份从当时国家最南边的安南出发,“至福建五千里,至浙江二千里……至宝坻、卢龙至辽东,又千二百里,至辽东,又千三百里”。距鸭绿江数英里。” 其中,宝坻沿线就是今天的天津地区,也是重要的海防地区。 需要指出的是,《明史·秉志》这段话中的“宝坻”不仅仅是今天的天津宝坻区。 由于天津卫所是军事机构而非行政机构,所以当时整个天津地区被称为“宝坻”。 宝地”又称“宝地”。

万历二十年(1592年),日本已不再满足于海盗的小规模入侵。 丰臣秀吉对明朝觊觎已久,当年五月,率全军入侵朝鲜。 战争持续了不到三个月,朝鲜半岛就陷落了。 可以想象,日本侵略者一旦站稳脚跟,整个朝鲜半岛都将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基地。 因此,明朝对此非常重视,甚至早在战争爆发前一年就在天津做出了一些安排。 当时负责天津海防的左右营兵员近六千人,各配备马骡八十匹,“专侦倭事”(《河间府志·武备志·天津兵志》) )。

5月,日军侵华,驻守后方的保定总司令倪尚忠奉命迁往天津加强防御; 八月,明朝廷下旨,派兵部右侍郎宋应昌前往保定、冀、辽东等地,进行战略筹划,备战倭事。 ; 12月,派名将李如松赴朝鲜增援。 这就是著名的万历援朝战争。 可见,明廷针对倭寇的入侵,攻守兼备。 一方面派遣名将赴朝鲜增援,另一方面加强了天津的防御工作。 天津成为抗日援朝的军事基地。

筹划军事的最高统帅宋应昌在后来的《兴国要旨》中描述了他当时在天津做出的一系列军事部署。 综上所述,宋应昌上任后,实地视察,招募士兵,并下令提前查办天津、宝坻地区海防事宜。 同时,尚书指出,天津等吉府重点地区“久平,军务懈怠,请送钱粮,制造兵器”。

当年十月,宋应昌被朝廷调派,与李如松联手入朝作战。 临行前,他给天津滨北道一名官员交代了一个任务:前往静海、沧州、宝坻等地做好重要海港检查准备工作,并开展检查工作。 事项报请审查。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朝廷命右前都御史杨镐迁天津,管理朝鲜军务;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朝廷“设天津都督,镇守集典”。 即在天津设总督一职,管理海上防务。 这一年,万历抗日援朝战争以中朝联军的全面胜利而结束。

金抗战后的军事准备

侵朝惨败后,日本侵略者已无力与明朝抗衡。 然而此时,东北的女真部落开始崛起,并迅速成为明廷新的隐患。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女真族首领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宣誓征服明朝。 在女真人的铁蹄下,明朝不断损兵折将,整个东北地区岌岌可危。 此时,天津作为保障前线供给的后方军事基地的作用再次凸显出来。

《明史卷一百四十四》记载: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右前都御史李长庚奉命“出监辽,驻津”; 天启元年(1621年),朝廷命右前都御史毕子彦出任天津巡抚。 由于职责不同,李专注于一线的工资筹集和分配工作,而毕则更专注于天津当地的军备准备工作。 李长庚驻守天津时,向朝廷报告了九件大事:“造淮船、通津路、议牛车、议海路、截帮运输、议钱法、任用大臣、树立榜样、加强海防”来缓解局势。 前线军需物资不足,他计划每年向辽东前线运送大米180万石、豆子90万石、草2160万束、白银324万两。 毕子岩在任时,“设置水军,修造战船,备备兵器”。 他采用抗日名将戚继光的军事训练方法来训练海军。 又增置镇海营,防守天津沿海,阻止金军从海路进入。 攻击。

《天津府志》这样评价毕子岩对天津军事的贡献:“常事始建,日夜运转,招募水兵、陆人三万,战马数千匹,战舰、营房、装甲战舰。” 同时,《府志》还引用济辽总督孙承宗视察天津时的言论来总结毕子衍任期间天津的军事准备:“九方若如其善,何以担心军队吗?”

明末,天津地区不仅向前线输送兵力和粮食,还修建了大量防御工事,其中包括数座炮台,用于自卫。 《天津古史考释》提到,崇祯十一年(1638年)九月,清军分兵入塞,在通州会师。 攻打长平、宝坻、平谷等地,侵扰半年。 首都是震惊。 第二年,天津总司令赵良东开始加强天津卫城的防御功能,以避免重蹈覆辙。 他在城周围修筑了七座堡垒,派了十名士兵日夜守城。 《天津卫志》记载:这些炮台高约13米,超过了卫城的高度,有利于轰击来犯之敌。 部分炮台基址尚存,保存较好的是位于虹桥区子牙河南岸的窑洼炮台。 炮台呈方形,基座长约16米,高约2米。 占地面积约260平方米。 它是用三和土经多层捣实而成。 每层约20厘米。 基础非常扎实。 堡内留有空间,架设木梯,供士兵上下。 数百年过去了,这座堡垒仍未倒塌。 可见明军在修建这座炮台上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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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开发支援前线

明代天津的军事发展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也是历朝历代抵御强敌时都做过的事情,那就是组织军民进行农耕。 事实上,天津沿海地区在元朝时期就有海口农耕的历史,但作用有限。 由于倭寇和后金的入侵,明廷需要向东北地区派遣大量军队,急需粮食和俸禄供给。 当时,由于黄河泛滥等原因,江南的长途水运难以满足东北地区的巨大消耗,开辟土地势在必行。京畿道地区的农业。

《天津古史考释》记载: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天津总督万世德上书,开垦南起静海,东至直沽沿海荒地; 天启元年(1621年),天津监察御史左光斗巡视天津。 当时,他看到土地贫瘠,于是请求朝廷“在寇家口以南开田三千余亩”; 崇祯十二年(1639年),右迁都御史李继珍巡视天津,督办冀辽军饷。 唐、格谷的田熟了几十里。”对天津农业做出最大贡献的人,其实应该是伟大的科学家徐光启。徐光启早年师从利玛窦。他说,当他患病居住在天津,潜心探索农业,在住所附近亲自尝试种植,对灌溉、种子、施肥等一一进行实验,并着有《农政全书》一书。这些都体现了天津市农田的发展。

综上所述,自从朱棣迁都北京以来,整个明朝都受到了强大的外敌的威胁。 正是在这个时候,天津“临危受命”,不断完善城市的军事功能,承担起保卫前线、保卫首都等重要军事任务。 ,最终成为北方海防重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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