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海上贸易的发展及对外贸易管理法律制度的特点

明代的海上对外贸易管理法律制度与前朝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多学者都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正如李建农先生在《宋元明经济史》一书中评论的那样:“明初,海上商业关系已变得不正常”。

所谓“不正常”,是相对于明代以前各朝代海外贸易法律制度的“正常”而言的。 海外贸易关系的这种“反常”,恰恰体现了明代海上对外贸易管理法律制度的不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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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境外贸易主体资格限制

自汉代以来,朝贡制度就被视为政治外交在经济领域的延伸。 历代统治者也强调以海外贸易为经济手段,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关系新秩序。 但问题是,唐宋元时期在进行海外贸易时,不仅有政治功利主义,而且更加注重经济利益。

史伯直隶作为国家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的重要来源,其地位非常重要,尤其是在宋代。 在明朝的大部分时间里,明政府精心设计的官方朝贡贸易是海外贸易的唯一合法形式,传统的帝国专制主义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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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建国以来,明政府将海外朝贡贸易纳入重建以明为中心、海外诸侯的外交体系中,成为“怀柔元人”的政治手段。 从此,明朝的海外贸易出现了市船依附贡船的模式。 法律规定,无贡不准贸易,贡船贸易获得了无与伦比的优先权,甚至免税。

海外朝贡贸易法严格限制各国可以来华进行朝贡贸易的时间、路线和人数,并提前颁布,为贸易资质检查做好准备。 因此,宋元时期向船商颁发的官方证书、公文,就成为明代向贡使颁发的勘察文书。

在这一法律体系中,海外贸易的合法主体仅限于明朝政府和其他愿意纳贡的海外政府。 至此,贸易与外交已经完美融合,法律规制中的政治功能完全战胜了经济功能,出现了李建农先生所说的制度“异常”。

当然,明政府并不关心海外贸易的经济利益。 他们还希望通过海外贸易获得财宝,帮助补充政府开支。 但朝贡贸易的政治功能发挥出压倒性优势却是前所未有的。 “经济利益问题主要不是通过经济手段解决,而是主要通过政治手段或武力手段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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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判断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的法律制度是否真正有利于社会发展、是否符合立法目标,首先要看其法律规则是否完备(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法律渊源)。 实施机制也至关重要。 明初建立的海外朝贡贸易法律框架被赋予了如此多的政治功能,几乎成为一种政治工具。

明政府在制定海上对外贸易管理法律制度时,从来没有把经济利益放在第一位。 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政府垄断模式,海外贡品贸易几乎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经济利润。 由于缺乏经济效率,这种经济贸易法律制度在明代中后期经济形势的发展下,自然被经济效率更高的商船贸易所取代。

2. 根据政治局势重复颁布海禁法

海禁并不是明朝的发明。 早在宋元时期,政府就已颁布实施。 如上所述,元朝一共实施了四次海禁,历时约12年。 不过,放眼整个元朝的统治,这十二年并不算长。 最关键的是,元政府颁布的每一项海禁法令,都是基于战争等因素而采取的短期临时措施。

明朝时期,由于东南沿海倭寇问题,明政府长期禁止人们出海经商。 海禁法几乎贯穿了整个明朝的统治。 即使中后期解禁,也只是小范围、有条件的开放。 这种现象的本质源于明朝统治集团对商业的压制和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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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中期以来,虽然农业一直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来源,但商业贸易的地位开始上升。 海外贸易利润逐步增加,对国家财政收入的作用日益明显。 因此,宋元统治者十分重视商业发展,大力拓展海外贸易市场。 对外贸易也给他们带来了丰厚的回报。

广州,海外贸易中心,宋代有“皇帝的南库”之称,元代有“皇帝的外国行宫”之称。 海上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到了明朝,事情出现了逆转。 明初统治者在“重农镇商”思想的指导下,制定了一系列控制商业、限制商人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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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城市是由政府建立的,商人必须持有城市登记才能合法居住和经商。 外出做生意时,必须向政府等申请“路引”。根据《大明法》规定,如果人们无法前往数百里之外,就会受到惩罚。为私居关津。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明政府不可能将商业贸易放在重要的位置并予以考虑。

就连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的壮举,更多的是政治功能的体现,而非商业利益的考虑。 因此,当海防安全出现问题时,民间海上外贸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另一方面,明朝统治阶级普遍缺乏海洋力量的认识。

明初,朱元璋为构筑海防,强迫岛上居民迁移到陆地上,导致大部分近海岛屿失去控制,成为明朝中后期海盗的巢穴。 明朝中叶以后,倭寇、海盗、西方殖民者齐聚,威胁中国东南沿海。 明政府无意也无力继续经营海外贸易,于是选择严守国土,消极应对。

虽然明朝廷的一些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了问题,而且明朝的海外贸易管理法律制度也因应客观形势的发展而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但时而禁海、时而解除的海外贸易立法它们严重阻碍了海上对外贸易的发展。 正常发育。 明政府海权意识的缺失导致南海贸易主导权的让出,唐宋元时期积累的海上优势流入西方国家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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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统治阶级的退却和倒退,使得受其直接影响的海上对外贸易陷入停滞。 在海禁法随着政治观念而波动的同时,就连成祖时期郑和下西洋所带来的朝贡贸易的辉煌也沦为昙花一现。 因此,明朝的国际影响力无法充分发挥,远不及汉、唐、宋、元时期的盛世景象。

3、解禁程度来自政策偏好

我们在研究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法律史时,应关注历史长河中各个时空的独特性,将自然、经济、社会、心理等因素纳入研究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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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明代海上对外贸易管理法律制度也是如此。 法律体系内部结构与各种外部因素的相互作用和联系,是我们全面把握法律体系变迁的关键。 浙江、福建、广东是明代海上对外贸易的重要地区。 明政府还在这三地设立了市升船司,专门负责海外贸易的管理。

然而,同一套海运外贸管理法律制度,在浙江、福建、广东三省的运行过程中,由于客观条件不同,表现出截然不同的实施效果。 因此,在把握明代海上对外贸易管理法律制度的立法目的时,只有从全面性、发展性的角度看待和分析问题,注重整体与局部的相互照顾,才能理解明代海上对外贸易管理法律制度的立法目的。法律体系建立的深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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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浙江是最早设立城市起重部门的省份之一,但最初的职责设置给浙江的海外贸易带来了先天的致命弱点。 由于宁波等地的地理位置,明政府指定浙江起重司负责中日之间的海外贸易。 正是这种对贸易对象的限制,使得浙江船政司极易受到海禁的影响,而在中日邦交不稳定、日本侵略不断的情况下被无限期废弃。

明代中后期,明朝海上对外贸易管理的法律制度在浙江运行得相当不连贯。 隆庆改元后,福建月港获准东销西销,允许华商到海外进行贸易。 与此同时,广州开始每年举办例行交易会,允许外商从澳门到广州进行贸易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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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明朝末年,广东、福建两省基本接管了中国的海上对外贸易。 但两省解禁程度不尽相同,境外贸易管理法律制度也存在较大差异。 从法律规定来看,隆庆开海只允许中国海商出海,不允许外国商人入海进行贸易。

所以,福建海禁的开放,只是为了给漳泉、泉州人出国经商提供法律依据。 月港不是境外贸易市场,福建的外贸交易地点在境外。 但广东不仅允许外商前来贸易,从万历六年起也允许华商出海,开放程度远超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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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广交会和澳门模式在制度设计上与传统的朝贡贸易体系完全不同。 它们与全球海上贸易直接相关。 在一定程度上,它们在历史发展中更适应时代要求,可以作为法律制度的典范。

中国古代社会皇权高度发达,行政权力始终占据主导地位。 这一因素极大地影响了海上对外贸易的发展。 例如,唐、明、清三代政府的贸易政策倾向于广州,而元朝政府的贸易政策则倾向于泉州。 因此,广州一直是中国古代海外贸易的中心。 除了地理位置、历史传统等因素外,政府的“偏好”往往也是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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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建立的许多海上外贸管理法律制度往往具有全国意义,如唐代设立的市航运使、宋代的《元丰市航运条例》等。当然,政策优惠并不一定带来好处对区域经济的影响,也不意味着没有政策优惠区域经济就不会发展。

明初,海外朝贡贸易结构明显向广州倾斜。 它拥有几乎所有东南亚国家向中国进贡的管理权和执行权。 福建只有琉球一国,广东经济因此没有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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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明朝中叶,福建粤港出海的政策限制远比同时期的“广澳”模式更为严格。 然而,闽商牢牢抓住了这一政策机遇,在明朝中后期的海外贸易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在其他沿海地区,它在南海贸易中占有突出地位。 因此,我们应该客观、理性地看待政策偏好的效果。

结论

明代的海上对外贸易从未脱离政治,明朝的海外贸易管理法律制度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使命。 统治者外交理念和政治取向的变化,指导了与宋元时期完全不同的海上对外贸易管理立法目标,并制定了不同寻常的法律体系,给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带来了特殊的发展轨迹。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