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为何能赚天下白银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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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本刊特邀作者严子岭

《我们热爱历史》签约今日头条传媒

字数:2366,阅读时间:约6分钟

明代短篇小说集《三言两拍》中,一个常常给当代“企业家”启发的“财富故事”就是凌叔初的《转运者偶遇洞庭红,波斯指破龙壳》 》。

这个故事讲述了明代成化年间苏州有一个名叫温若虚的“倒霉蛋”。 这个坐在山上一无所有的落魄小子,多年来无所事事,因此被人戏称为“倒霉蛋”。 后来我灰心了,索性就和几个商人一起出海了。 本来只是想“看看海外的风景”,没想到在海外的海岛上无意中捡到了一个大龟壳。 谁会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呢? 看似毫无价值的龟壳,原来是海外的无价之宝。 卖给了福建一位专门收藏奇珍异宝的“波斯胡”。 一口气卖了五万两白银,一夜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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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相比于故事极其奇幻的结局,小说中“温若虚捡起龟壳”之前的情节更值得玩味:当他所乘坐的船停泊在“纪灵国”时,船上的人们船上的商旅客人都跑去办事了。 只有穷困潦倒的温若虚留在船上,身上只有他花一两银子买来的“百斤红橘”。 他怕橘子坏了,就把橘子拿出来晒,放在甲板上,橘子鲜红。 结果岸边的路人以为他是在摆摊,纷纷上来围观。 他们从来没有见过橘子,味道鲜美,不一会儿就把橘子全抢光了。 就这样一袋在中国常见的橘子,一下子就卖到了500两银子,利润成百倍。

这样的一幕,让随行的小伙伴们更是不敢置信地大喊:“好运!好运!我们一起来,没资本你就拿第一了!”

与后来“捡到龟壳卖五万两银子”的神奇场景相比。 之前的“卖橘子五百两”的情节可能更“接地气”:想要摆地摊发财,“带对货”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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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个“温若虚转运”的故事在明朝的真实历史中可靠吗? 故事的作者凌叔初,生活在明朝万历至崇祯年间。 这是明代海外贸易最繁荣的时代,沿海商人掀起了“出国热”。 他写的故事发生在“明朝成化年间”,却是明末的真实写照。

事实上,早在“海禁”严格的明朝成化时期,东南沿海就有“乘巨轮海外贸易之人”。 16世纪下半叶“隆庆开关”后,明朝“准卖东西”。 出海的商船由海防官员颁发证书,只要依法缴纳一定的关税就可以自由贸易。

“出国”这件事也成为沿海地区的一种“时尚”。 据西班牙史料记载,仅马尼拉一地,万历初年来访的中国船只每年仅有20艘左右。 到万历二十五年,人数增至每年127人。 可想而知,有多少人像温若虚一样,满怀对资本和财富的向往,踏上了出海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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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问题来了,对于这些“温若虚”来说,出国“摆地摊”卖什么东西最赚钱呢?

当时国际市场上最负盛名的商品是中国著名的江南丝绸。 前述《二拍》故事中写到“惯出国游者,多带丝罗缎”。 由此可见丝绸很受欢迎。 1636年,一艘开往马尼拉的中国商船注册并载运了1000多箱丝织物,利润可达十倍之多。 瓷器是另一种主要出口产品,由于其适合海运,因此在海上很受欢迎,受欢迎程度仅次于丝绸。

但这种“宝货”价格昂贵,运输过程中的保管、保管成本更是高昂。 这种大生意,多是那些有能力做得起的“富商”、“奢侈品商人”。 如果你“穿越”到了明朝,成为了像“温若虚”一样的“倒霉蛋”,你没有多少钱作为资本,买不起昂贵的丝瓷,甚至可以只是“办个小店”。小摊位”。 那么还有赚钱的机会吗? 真的像“文若虚”那样卖橙子吗?

当然不是,作为一个预算不多的明朝摊主,想把“价廉物美”的好货带到国外吗? 首先,一个非常重要的商品就是棉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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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并非中国原产,明代以前更贵。 直到宋元时期,中国的棉花种植量仍然有限。 唐宋时期,棉布被称为“白折布”、“木棉裘”。 它被认为是有钱人买得起的奢侈品。 直到明太祖朱元璋即位后,才采取“粗暴”的方式推广棉花种植。 全国拥有五英亩以上土地的农民必须种植半英亩棉花。 如果它们长得好,就可以免租、免税。 此后,中国本土棉花生产呈“井喷”式发展。 15世纪明代学者邱浚感叹,此时的明朝,棉花“南北皆宜”,几乎随处可见。

而由于元朝时期,江南一个叫黄道婆的人改进了纺织技术,中国的棉纺技术突飞猛进。 随着棉花种植的广泛种植,技术一代又一代地升级。 到明朝中后期,仅松江府的棉布年产量就达2000万匹以上。 棉布在宋元时期是标志着“富贵人家”身份的奢侈品,到了明代则“不分贫富皆用”。 它已成为普通百姓的日常消费品。 出国“带棉”? 购买价格确实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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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场景也让不少“潮人”看到了商机。 我国棉花出口也随着“隆庆开关”后海外贸易的繁荣而迅速走红。 中国优质棉花源源不断地出口到日本、朝鲜、东南亚等国家。

明代中后期,中国每年仅向菲律宾出口棉布1万多匹。 聪明的中国商人甚至开发出一种新的“经营模式”——从菲律宾采购棉花,运回国内加工生产。 然后回到菲律宾摆摊卖给当地人。 这项生意利润丰厚,很受当地人欢迎。 棉布已成为菲律宾最受欢迎的中国产品。

与这种畅销的棉布相比,另一种“物美价廉”的宝物在明代也拥有无限的“国际贸易机会”——书籍。

明代时期,城市经济蓬勃发展,书业也空前盛行。 尤其是通俗小说,在明代的“书市”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各大城市都有很多书店,甚至还有专门卖书的商业团伙。 在江南地区的河流中,“书船”随处可见。 而且,由于印刷术和造纸术的进步,书籍的成本不断降低。 一本普通的书只能卖一分钱。 比如《三言两拍》中的温若虚,如果他没有胃口去买橘子,他手里只要一两银子,还是可以拿出十几本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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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把明朝的书籍带到国外,不值这个钱。

在东亚以中国为中心的文化圈中,对中文图书的需求巨大。 自隋唐以来,日韩学者、商人来华的目的之一就是获取书籍。 明代商业繁荣,宁波港甚至出现了专门迎合日本市场的书商和书店。 迄今为止,一些古籍在中国已经失传。 相反,由于当时与日本的书籍贸易,它在日本被发现。

在越南,中国书籍也很畅销,其繁荣程度不亚于日本。 有记载说:“土人好书,花钱买书”。 当地人喜欢读书,愿意花很多钱去买书。 一些海外华人是中文书籍的重要读者。 试想一下,如果我们生活在明朝,我们可以在东南亚摆地摊,带一些当地人感兴趣的好书,就能卖个好价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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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如果遇到喜欢收藏的国外买家,也可以囤积起来,卖一些善本善本。 运气好的话,会遇到图书馆藏书,不用担心销售问题。 1604年,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开始收藏中文书籍,捐赠者坎特伯雷大主教和牛津大学校长也可能发展成为潜在买家。

棉纺织业的发展代表了手工业的进步,畅销书籍证明了中华文化的实力、科技的发展和文化的竞争力,为明朝人“摆地摊”提供了大量的商机。 “ 国外。 因此,明朝最后半个世纪左右也成为中国各界商人能够在“国际市场”上赚钱的时代。 17世纪上半叶,每年访问菲律宾的明朝船只至少赚取100万比索的白银。 《白银之都》一书的作者弗兰克甚至认为,从16世纪到17世纪中叶(明末),“中国的白银产量占世界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蓬勃发展的贸易背后,有许多值得深思的发展真相。

参考资料:春霞《明代图书流通与销售论》、刘俊《明代海上贸易的出口商品》、王守嘉《明代海外贸易政策研究》、卞洪登《丝绸之路研究》、杜车别的《明园》、谢彦茂的《明代图书市场初探》、王欣的《明清时期的外贸顺差、白银流入及其对经济的影响》、范树之的《大明清时期的贸易顺差、白银流入及其对经济的影响》明末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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