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后期公民阶层的扩张与文化世俗化

明代是我国古代科举制度高度发展和全面推行的重要时期。 明代科举制度的发展不仅促进了明代教育的发展,而且提高了普通百姓的知识和文化水平。 一方面,大批知识分子进入政府担任官员、担任巡抚; 另一方面,更多未成名的学者进入社会各行各业,提高了社会教育水平。 特别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坐在政府里培养人才,成为公务员。 教育师资有利于教育的大众化、大众化。

 

钱穆在其《中国文化史概论》中特别提到,社会文化的进一步普及和深化与科举制度的建立密切相关。 商界传说认为,明代从学校教育到科举考试再到入仕(或不入仕)的文化路径,构成了“科举文化”现象。 这种文化是明代文化发展的基础。 吸引了众多人求学,展开了士子之间的优胜劣汰竞争,发展了明代的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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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普及和下层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

在科举制度的刺激下,明代的教育普及程度高于历代。 从明代的教育制度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一点。 明代的学校可分为官学、私学和社会学堂。 中央官办学校有国子监、武术等; 地方上有府、州、县、卫校以及各种都司、行都司儒等。私塾包括书院、私塾、私塾等。社会学的分布范围也很广。

明朝统治者十分重视教育,特别是学校教育。 朱元璋认为“治国第一,教育为本”。 洪武二年,下令全国各郡县设立学堂。 从而普及官学。 据吴宣德考证,明代地方儒学创立的高潮发生在洪武年间,其次是永乐年间和正统年间。 到万历年间,福州约94%的县设立了儒学。 《明史选一》记载“学无处所,学无处”。 “明代学校之盛,是唐宋以来无可比拟的。” 学校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教育的普及和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

在大众文化的过程中,特别是在提高下层人民文化水平的过程中,社会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社会学及私立学校,如私塾、民族学校、义学等,多提供启蒙教育。 无论是从学习内容还是受教育人数来看,其覆盖面都比正规学校教育更广,对下层民众的影响也更直接。

明代地方社会学的建立始于洪武八年,随后的发展过程并不十分顺利。 洪武十八年,朱元璋的《御制大诰社学》称“官无能,残暴残害百姓”。 “无好报”,社会学一度不再提倡这种做法。 但后来在正统、成化、弘治年间得到了推广和支持。 《明史》记载,成化初,杨继宗被任命为嘉兴太守,推广社会学。 规定“民间子弟八岁不进士,其父兄弟受罚”。 随着明代社会经济的发展,私学等私学的发展逐渐取代了社科。 学习。

但“科举生的预科教育或启蒙教育”在文化普及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一批社会学优秀学者进入官办学校学习,一大批掌握基本文化知识的学生不断融入普通劳动者。 他们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将自己所掌握的文化知识传播给周围的劳动者,同时以自身的优势吸引周围人的注意,无形中增强了下层民众对文化知识的渴望。 。 “这种心理效应的直接后果是,更多的普通人进入乡村学校学习社会学——不仅是为了读书、当官,也是为了让文化在日常生活中‘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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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官方教育相反的是私立教育。 在中国古代,官民是相互对立的,所以我们常把私办教育称为民间教育。 中国古代私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 私学兴于先秦,衰于秦,兴于汉,兴盛于魏晋南北朝,兴盛于唐宋,成明清时期已社会化。

陶金陵将民办教育分为两个层次:“低层次的小学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 李伯仲根据追求的目标不同,将明清教育分为两种:以科举为目标的教育和以实用为目标的教育。 我认为“低层次的幼儿教育”更多地体现了对实践教育的追求,而“高等专门教育”则更多地体现了以科举为目的的教育。 我们在研究明代下层民众文化水平的提高时,应重点关注水平相对较低、以实践为主的儿童教育。

明代私学取得长足发展,一方面得益于政府的支持和鼓励,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前代特别是宋代私学发展的良好基础。 明初私学虽然发展缓慢,但明中叶以后民间组织的各种教学活动开始活跃。 不交或交少量学费,甚至为学生提供午餐的私立学校有很多种,也有普通的私立学校。 这些都有利于扩大受教育机会。 民办教育在江南地区最为普遍。 如万历年间的嘉兴府、松江府,甚至在边远的乡村也设立学校,进​​行启蒙教育。

官学主要服务于官员的培养和选拔。 不能充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教育需求。 私立学校弥补了这一缺陷。 它不仅为官学输送人才,而且主要推动儿童阶段的大众教育。 这种大众教育的普及,提高了人民群众特别是下层人民的文化水平。 反过来,教育的大众化也要求儿童教育教材大量增加,需要更多的大众化知识传递。

明代以前,最重要的小学教科书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经》。 明代以后,出现了大量的小学教科书。 首先,出现了《补三字经》、《百家姓新编》、《千字文三续》等多部“三、百、千”的连续著作。此外,《儿童、老人须知》、《梦秋​​》等一大批旧教材出版、重印; 编写了《幼儿园故事琼林》《龙文鞭影》等新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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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基础教育教材普遍关注儿童的身心特点,在编写时往往采用排比、押韵的手法,以方便阅读,内容更易理解而不晦涩难懂; 他们还强调实用性。 其中,影响深远的就是《少年学琼林》。 民间至今还流行着“读完之后学会说话”的说法。 可见其对普通百姓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作为青少年了解中国古代文化的经典之作,至今仍被反复印刷出版。

明中后期知识教学的普及还体现在通俗历史教育的普及上。 它的发展经历了一条日益大众化、世俗化的道路,正如季德君概括的那样:《通鉴》——《通鉴纲目》——《通鉴概要》——《纲鉴汇编》——按《鉴’通俗演义》。

小学生历史教科书开始流行,历史小说开始流行。 在这个过程中,书商非常敏锐地抓住了人们阅读历史的需求。 他们意识到人们阅读历史的困难,因此出版了各种缩本、选本、节选等; 他们还对已出版的书籍进行了补充。 前一句搞笑、注音、释义、评论。

明代中后期,书院走出沉默,讲学。 书院分布于江西直隶南北、福建湖广等地。 与各种私立学校的基础教育相比,书院是一种更为高端的教育方式。 但到了明朝中后期,乡村书院大量出现,普通百姓和山区村民都可以上书院。 泰州学派的王艮甚至主张“学为百姓日用”,认为“愚人皆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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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讲学的平民化,促进了文化和学术的向下运动。” 它促进了明代教育的发展和学校的普及,特别是各种私学的发展。 书院的复兴,为社会底层民众提供了接受教育、提高技能的机会。 提高全社会特别是下层人民的文化水平。 教育的扩大体现了文化的大众化。 它为明代中后期各阶层人民之间的文化交往准备了条件,也为新的文化形式(俗语考试)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明中后期公民阶层的扩张与文化世俗化

明代中后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镇经济的繁荣促进了市民阶层的崛起。 明代官私学堂的发展,使明代的教育较前朝更加普及,人们特别是下层阶级的文化水平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 知识给他们带来的社会影响逐渐显现,表现为反映普通人现实生活和审美情趣的文化增多,即世俗化。

明代中后期,出现了许多新兴的经济因素。 农业得到恢复和发展的同时,出现了多种经济作物的专业化种植,全国各地特别是交通发达的地区出现了农业商业化经营。 在家庭手工业不断发展的同时,农业和手工业逐渐分离,出现了专门的手工业作坊。 江浙地区出现了许多手工业城市,也出现了广州、福州等重要港口城市,以及运河等交通要道上的城市。

这些城市的商品贸易和部分海外贸易都很发达。 商业利润丰厚,吸引了包括士大夫在内的人们从事商品贸易; 由于剥削加剧,土地兼并严重,许多破产农民进入城市,成为手工业者; 公民阶层继续扩大。 他们在经济上掌握了大量财富,政治地位越来越明显(江南多起“民间起义”),也形成了新的文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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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以手工业者、商人、城市平民为主的公民阶层的文化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 他们是流行文化的重要消费者,一些原本只为上流社会欣赏的文化进入了他们的生活。 北京等地的普通百姓效仿士大夫追求高雅的生活。 他们收藏书画、古董,购买盆景、花木、修建园林等。“农民、实业家、商人、钞票、画家都有自己的积蓄”。 另一方面,唐伯虎等文人则将自己的才华和知识转化为商品来谋生。 他们的作品是销往市场的,因此不可避免地迎合了市场的需求,吸收了许多世俗的内容。

明朝时期,朱元伟颁布了各种法令,压制戏曲活动,限制演出内容。 例如,洪武六年,明太祖“命礼部、沉教房及天下乐师,不得以古圣帝王、忠臣义士为之”。表现优秀的人。任何违反此规定的人都会受到惩罚。” 这导致了歌剧的衰落。 士大夫将戏剧排除在“正统”文学活动之外,甚至鄙视音乐文学的创作。 “于去本以为窄路不足以达雅堂”。 但到了明代中后期,大多数皇帝和士大夫都把看戏作为日常娱乐。 宪宗和武宗都喜欢看戏。 而且,世俗音乐和现代音乐已成为该剧的主流。 卢恒称“教戏”、“造园”、“多管闲事”是明末金士绅的三大问题。 何良均、徐阶、董其昌等名臣家中都设有戏班。

魏良辅、陆天成、梁辰宇等人毕生致力于歌剧创作。 沉石、陈铎、徐渭、汤显祖等人都是著名散曲作家。 在经济发展较快的城市,他们已形成了一支规模庞大、专业化的戏曲演员队伍。 一个县之内,就有数千人在此居住、吃饭。”“古代士大夫的‘鄙’小说,在明代中后期也受到金士绅的青睐。 许多文人参与通俗小说的创作。

如熊大木、凌叔初、冯梦龙等。 随着民众文化需求的扩大,经营通俗小说有利可图,文人官员不再羞于谈论利益。 其中,凌叔初、冯梦龙不仅参与通俗小说的创作,还与书商合作印刷出版世俗小说。 冯梦龙受商人委托撰写《三字》和《两拍》。 虽然凌叔初刻的书难免质量低劣,甚至错误百出,但市场却很广阔。

这些作品中的主角不仅有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也有卖油、商人等普通百姓。 这些大众文化作品也进入了文学评论家的视野,成为他们评论的对象。 金圣叹说:“他的很多作品都不合格,他称赞解百官的词曲有独特的功力和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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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小学教育的发展、通俗历史教育、通俗文学的传播,人们接触到了更多的文化知识,水平也得到了提高。 据张岱记载:“天下有学问的人,最难对付的就是夜航。乡里百姓的知识,都是事先准备好的,如瀛州十八学士、二十八学士等。”云台将军,名字稍有缺失,总是会隐藏起来。” 乡民百姓在事先准备的情况下,常常能难倒文人学士,这说明了文化的传播。追求博学名声的文人学者注意到了这一现象,他们一定做好了避免被人嘲笑的准备。由于受到村民的影响,他们的文化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世俗因素的污染。

但由于明代的大部分通俗读物,特别是成为人们茶余饭后谈资的通俗历史读物,编撰水平不高,许多书籍在知识内容上存在错误,对历史的评论也往往存在片面性。 。 这些下层民众和乡村民间所获得的知识不一定准确。

但“他们研究历史不是为了成为历史学家,而是为了业余娱乐。对他们来说,(历史的真实性)和‘传闻的真实性’是一样的。”因此,民间流行观音、八仙等神怪说法。神仙、冯破、女娲、西王母等,西施、范蠡、王乔、女鬼、衣、杨家将等历史人物的脍炙人口的故事及相关习俗俗语丰富了人们的生活,人们信以为真,广为流传。

对于杨慎、陈耀文、胡应林、王士祯、方以智等学者、文人来说,这些俗语不得不仔细辨别,民间俗语于是进入他们的视野,成为他们考察的内容之一。 。 当然,一方面,这是文人“求新”、“求知”心态的趋向。 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世俗文化对他们的影响,直到他们的作品中出现了这些世俗化的民间文化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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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作为一种主要依靠口头传播的民间文化,是古代社会下层民众了解社会历史的一种方式; 也是下层民众以自己的方式谈论历史、传承文化的重要形式。 民俗学独特的传播方式和传播主体的知识背景为学者对其进行批判性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结论

明代以前,民间文学考查也有成果。 相比之下,明代中后期,民间文学考试涉及的内容更加广泛,考试方式更加多样,参加考试的士人也较多,各种士人的考试相继进行,相互探讨,并且被多次引用,因此成果更加丰富,地位也更高。

然而,明代学者并没有清楚地认识俗语的特点,而采用考据的方法来考证经史。 他们追求的是真实性,而不是俗语产生的原因和传播的过程。 因此,往往很难确定其对错。 现代学者大多以历史时间为主线,探讨民俗的演变及其在不同时代的不同表现形式,并以此来分析各个时代的社会历史文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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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传说往往有一个传奇原型,然后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变化。 它往往只能反映那个时代的文化,而研究其人物和内容往往是困难的。 因此,现代学者的研究方法应该是研究民俗学最科学的方法,但我们也不能忽视明代中后期学者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