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商品经济空前繁荣

明代中叶以来,商品经济呈现出空前的繁荣,进入了继西汉、宋代之后的第三次高峰。 除了明清时期有一段时期因战乱而遭到破坏外,这个高峰基本上一直持续到了清朝。 如上所述,由于农民多元化经营的推动,很多地方的农业已经商业化。 农产品主要供市场而非自用。 与此同时,粮食商品化趋势也日益明显。 商品农业的发展,增加了全国各地区之间的商业联系,也引起了各农业部门及其手工业相关部门之间的连锁反应和相互依存。 许多重要商品的贸易不再局限于当地的小型市场。 而是被运到很远的地方出售,甚至销往全国各地。 奢侈品仍占商品总量的一定比例,但人们的生活必需品仍占市场流通总量的大部分,特别是食品、棉花、棉布、生丝、丝织物、盐、茶叶等。 。

 

在国内贸易发展的基础上,海外贸易需求日益旺盛。 明朝中叶,禁海开海之争从地方转向中央,民间海外贸易与倭寇融合,成为影响沿海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 这种情况是前所未有的。 隆庆年间海禁解禁后,大量中国货物以东南亚为跳板流入欧洲和美洲。 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和影响了欧洲工业技术的创新,促进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崛起。 与海外贸易的发展相联系,白银货币化在明末乃至清代成为引人注目的现象。 明初,铜币和纸币为法定货币,白银被禁止流通。 但政府未能控制纸币数量,导致信用下降,逐渐名存实亡。 由于货币材料缺乏,铜币无法满足流通的需要。 明朝中叶,朝廷被迫放宽白银禁令,大量白银通过海外贸易流入中国,正好弥补了国内银矿的不足。 张居正施行《一鞭法》时,规定税收以白银的形式征收,这说明白银在民间的使用已经比较普遍。 白银常用于大规模交易,政府财政也以白银计算。 白银作为货币,具有不易变质、易分割、价值高等优点。 其货币化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

随着商业资本的日益扩张,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商人群体逐渐形成,其中以南方的徽商和北方的西洋商人最为著名。 徽商起源于安徽省南部徽州府(辖今安徽省歙县)。 该地区多山,人口多,耕地少。 因此,不少居民外出从事工商业谋生。 当地物产丰富,木器、漆器、茶叶、文具等特产闻名全国,为商业资本的积累提供了物质条件。 江浙地区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紧邻惠州,交通便利,是绝佳的商业市场。 在上述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徽商蓬勃发展。 明代,长江中下游地区有“无回不成镇”的说法。 一些徽商还到海外发展业务。 嘉靖倭寇著名头目徐东、王直、徐海都是徽商。 久而久之,做生意已成为惠州人的普遍习俗。 “世俗男子结婚后,主公会监督他的生意,如果没有成败,他就不能很快回来。可以持续几十年,甚至更近一些。” (见方苞《王熙先生》《文集》卷十三《王衍笑夫人金氏墓碑》)。 他们的商业活动以售盐为主,也从事粮食、棉花、丝绸、茶叶等贸易。 他们中的许多人通过与政府的合作发展成为富有的特权商人。 西域商人主要指山西、陕西商人。 他们在明代以经营边防军需起家,积累了大量资本,影响持久。 此外,其他地方还有许多规模较小的商业团体,他们的商业活动大多具有地域性和宗族起源的共同特征。

宋代开始出现的地方城镇和集市(草市)到明代中叶以后更加发展,几乎遍布全国,对各地自然经济起到了一定的调节作用。 在一些地理位置较好的城镇,明代时期城市丝缎店人口逐渐聚集,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商资本,并逐渐发展成为专业城镇,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区域工业的特征。和商业中心。 此类城镇在江南地区最为常见,如主要从事棉织业的松江朱泾镇、苏州盛泽镇、主要从事丝织业的湖州南浔镇等。 他们都是人口稠密、全国知名的。 到了明朝末年,广东佛山镇、江西景德镇、湖北汉口镇、河南朱仙镇这四个大型专业镇并称“天下四大镇”。新兴商业城市。 它们与作为州和县城的传统城市不同。 他们的行政级别较低,机构设置简单。 它们是完全由于经济发展而出现的工商业中心。 即使是北京、南京、杭州、广州等传统政治城市,也因城市经济的繁荣,其经济功能显着增强。 从城市到乡镇,再到星罗棋布的农村市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区域贸易网络。

与商品经济的繁荣相联系,明代中叶以来的社会风气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明末一些人看来,嘉靖前后显然是两个不同的时代。 成书于神宗万历年间的《社志封图论》在这方面颇具代表性。 其中,盛赞明孝宗弘治年间,“家足人口,住时有屋,佃时有田”,被称为“三一代又一代”。 武宗正德末、世宗嘉靖初,“情况稍有不同,商人众多,田田不重,钱财良好,盛衰无常。那些能者成,愚者亡,东家富了,西家穷了,上下不势均力敌,相互竞争,相互竞争,而且个个都傲慢自大。” 嘉靖末、穆宗隆庆初,“情况尤其不同,富者多为末富,而原始富者寥寥无几,富者愈富,穷者愈穷。上升的人是唯一的,跌倒的人很容易改变。” 到了万历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富者是百分之一,穷人是十分之九。穷人不能战胜富人,但少数可以控制多数。金主宰天,金钱主宰大地,贪婪无差别,血肉相连,伤残”(见顾炎武《天下各国州利病记》卷九《丰宁会北录》)。 这种对明代近百年社会风俗变迁的描述,在其他一些地区的地方志中也颇为常见。 概括起来,变化主要体现在农业人口“弃根追尾”,工商业竞争激烈,拜金主义盛行,追求奢侈高消费,超越现象日益普遍。礼仪,对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猛烈冲击。 这些变化趋势一度受到清初政府干预的遏制,但社会风气终究无法再回到明初的“三代”阶段。 相反,只要政府控制稍微放松,这些趋势就会继续发展。 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明代中期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确实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