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朝贡制度与海禁政策

朝贡制度将中国君臣关系扩大到周边国家,将国内政治规则复制到外交领域,强调礼序凌驾于经济利益之上。 海禁政策符合国内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经济模式,限制工商业发展,维护国内平衡稳定。 只允许外人进来,不允许同胞离开。

 

贡品制度:礼仪秩序大于经济利益

贡品是朝圣、贡品的统称。 这是一项长期存在的外交政策,明朝也延续了这一制度。 中国历代统一政权都将周边国家视为“中央国家”,将其视为愿意臣服的诸侯国。 它们之间的联系是诸侯国国王定期派使者进贡并接受皇帝的册封。

本质上,朝贡制度将中国君臣关系扩大到周边国家,将国内政治统治复制到外交领域。 贡品强调政治礼仪,不关心经济利益。 因此,与贡品相比,明朝皇帝给予的赏赐数额巨大,往往是贡品数额的数倍,而且朝贡国还对杂费实行免税优惠。 明朝通过朝贡关系,建立了以中国为中心、在东亚辐射状结构的“礼制秩序”。 中国与外界的一切关系都是以贡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从官方角度来看,贡品是唯一可行的对外贸易形式。 明政府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周边国家制造麻烦,成为混乱的根源,不影响明帝国的稳定。

在朝贡制度下,明朝在北京和南京设立了接待使节的旅馆——会同亭,安排使节觐见皇帝、进贡、接受赏赐。 在浙江宁波、福建泉州、广东广州设立三个市级航运办事处和宾馆,接待外国使节。 宁波的酒店叫安源,泉州的酒店叫来源,广州的酒店叫怀源。 都是带着安慰和温柔的意思,而且都是居高临下的语气。

礼仪完毕后,随外国使节到来的外国商人可以在汇通会馆和酒店附近与当地华商进行三至五天的有限小规模贸易。 贸易货物和贸易对象受到限制。 只有朝鲜和琉球这两个关系密切的国家不受三至五天期限的限制。

那么外国对中国的贡品有哪些呢? 基本上包括虎、豹、鸟等中国罕见或没有的动物,以及与中国质地、风格不同的金、银、器物、宝物、绸缎等装饰品。 总之,它们都是与中国皇室和上流社会相得益彰的奢侈品。 因此,明朝的皇帝和政府官员虽然喜欢这些贡品,但认为它们对国民经济意义不大,所以并不重视,也不鼓励其扩张。

很多人会问,在这种“远道而来”的朝贡体系下,政府为何要开展郑和下西洋等扩大海外影响力的活动呢?

明朝贸易与经济_明朝贸易战_明朝贸易经济的发展/

事实上,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向海外传教”,是强大的明朝维护朝贡制度的积极姿态。 郑和下西洋,是天朝大国在疆域之外展现实力的一种方式。 用今天的话来说,更像是一次“广告植入”和“路演推广”,是为了鼓励和号召更多、更远的国家进入朝贡体系,同时将朝贡关系延伸到海外国家,从而以前不了解中国的国家可以在自己家门口了解中国。 中国,让那些没有条件、也不愿意向中国进贡的国家,先感受到参与朝贡制度的好处。 作为使节,郑和和郑和之前的许多太监代表皇帝前往诸侯国,“就地工作”,接受当地君主的贡品,并赐予皇帝的礼物。 这只是改变了进贡的地点和形式,但本质没有改变。

禁海政策:只允许外人入境,不准中国人离开。

与朝贡体系相协调的是海禁政策,其逻辑是只允许外人进来,不允许国民离开。 明朝初年,明太祖朱元璋严禁“境外通行和民间货物贸易”,禁止海上公民私下与海外国家往来、买卖外国货物,甚至严禁沿海官员和商人出海。将军从事私人海上贸易。

明朝初年实行海禁政策,原因如下:一是符合国家以国内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基本经济战略,抑制了商品经济和海外贸易的发展。 明朝的缔造者认为宋朝的经济是世界上最好的。 由此,国家两次亡国,中华文明几近中断。 因此,经济发展不如社会稳定重要。 商业贸易对国防和稳定影响不大。 相反,它们很容易成为社会混乱的根源,导致贫富不平等。

其次,元末,统治江苏、浙东的张士诚、福建的陈有定、广东的何震是朱元璋的主要竞争对手。 他们都依靠海外贸易积累了大量的财富,用来对抗朱元璋。 明朝建立后,这些割据势力虽然被消灭,但仍有大量部落民居住在东南沿海地区,甚至日本、琉球、东南亚各国。 剩下的势力仍然控制着大大小小的海上贸易集团。 严禁私人海外贸易的重要原因就是打击这些反抗势力,而朝贡制度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让海外国家从明政府那里得到好处,而不是为了一点利益而收容和扶持这些流亡势力。

第三个是明朝初年。 在此之前的一百年里,中国东南地区经历了两次长期大规模的破坏,包括元朝灭南宋和元末混战。 加上元朝九十多年的残暴统治,经济状况十分糟糕。 从事海外贸易的意愿并不太强烈,朝贡制度下的中国对外贸易也能满足一些国内需求。 因此,在政府的严厉命令下,实行了海禁政策。 从1368年朱元璋洪武朝开始,历经十个朝代,直至1520年左右的正德时期,朝贡制度和海禁政策始终是中国与东方、南方国家外交与合作的支柱。 贸易活动的主要方式。

朝贡制度和海禁政策的政治经济基础动摇

明朝建立百余年,弘治、正德年间,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朝贡制度和海禁政策的政治经济基础逐渐动摇。

首先,财政效率越来越低。 军队系统、军事驻防系统等军事后勤系统消失了。 礼嘉户籍制度慢慢崩溃了。 中央政府的财力和控制力明显下降。 维持朝贡制度已经成为小菜一碟。 这是巨大的经济负担,而打击民间贸易、严格控制公民出国旅行的力度却越来越小。

其次,明朝国内经济再次繁荣。 不仅国内对国外商品的进口需求出现一定程度的回升,而且大量国内商品的出口需求也巨大。 与此同时,随着人口的增长,有限的土地和极低的农业经济效益使越来越多的人谋生困难。 因此,江南及沿海地区的富裕阶层主导或投资于外向型手工业制造和海外贸易,贫困阶层作为雇佣工从事手工业和海外贸易,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反对“海禁”的风潮。逐渐显现出来。

明朝贸易战_明朝贸易与经济_明朝贸易经济的发展/

一方面,江南地区的大家族投入家庭教育,通过科举制度培养了一批官员。 另一方面,他们投资制造和贸易,利用代理从事海外贸易,违反“禁海政策”。 例如,家住浙江余姚的谢氏家族,先后产生了嘉靖朝状元、内阁学士谢谦、其弟广东布政使谢棣及其儿子。谢丕,人事部高级官员。 部长。 谢革父子在朝鲜大声疾呼海禁不能放松,而他的弟弟在广东却视而不见,而他们的人却在家乡浙江从事生产和出口。 谢家的代理人是来自安徽的“倭寇头目”王直,他既是海商又是海盗。 他曾被称为“老船主”,是东南海域的王者。

进入十六世纪后,生丝、瓷器、茶叶等手工业和海外贸易成为明东南部吸引资本和劳动力的最重要领域。 在这种情况下,明初制定的对外贸易政策已经不再适用。 继续推行这些制度的结果会造成经济现实与政治目标之间的巨大矛盾和冲突,这就是嘉靖王朝“倭寇”的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