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对外贸易丧妻丧兵郭建龙

明朝永乐皇帝朱棣接见外国使节(图片来自网络)

 

在皇帝看来,外国商人的到来只是为了进贡、接受赏赐。 在外商看来,这是中国独特的贸易方式。 虽然很奇怪,但却能让他们获得巨大的利润。

文字 郭建龙(沃克,自由撰稿人)

在对外贸易方面,明朝绝对是一个愚蠢的王朝。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僧人,对经济、金融、商业一窍不通。 然而他所建立的对外贸易体系却凝固在了整个王朝的血液里。 结果,出现了很多荒唐的现象。

自唐代以来,对外贸易一直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特别是到了宋代,政府学会了利用对外贸易来赚钱,并建立了一系列海外关税和垄断制度,以实现政府利润的最大化。

然而在明朝,虽然朝廷试图继承宋元时期的对外贸易政策,但由于无知,政府不仅无法通过对外贸易赚钱,而且每单都要买单,这成为了巨大的经济负担。 最终不得不选择封国。

1、宋元时期,商船停靠,收到黄金数千两。

宋代,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官员都对海外船只的到来充满期待。

在沿海省份,一旦发现外国船只,当地官员就会立即采取行动。 他们向上级申请费用,然后派人到船上邀请船长和船员参加政府举办的晚宴以表示欢迎。 当地官员和海外商人也称兄道弟,一派祥和景象。

为了欢迎海外贸易商,政府甚至出台了保护那些陷入困境的外国船只的规定。 当一艘船被飓风袭击并漂流到海滩时,如果船主不在,当地政府有责任保护船上的财物。 [1]如果船主去世,其亲属前来认领,也必须帮助他们完成交接。

在中央政府层面,皇帝甚至亲自下达空白圣旨,并要求使臣将圣旨带到南海各国,根据情况填写,以吸引生意到中国来。 [2]

当然,在亲商氛围下,政府拥有可观的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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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示意图

宋代海外关税税率为十分之一。 一艘船停靠在海岸上,在政府登记后,十分之一的货物上缴给政府,剩下的货物则进行交易。

除了正常的赋税外,宋朝还实行官销制度。 许多海外商品不允许私人部门买卖,只能由政府购买。 比如龟甲、象牙、犀牛角、乳香等都是独家产品。 即使必须独家销售,价格也相对合理,为政府和外商创造了双赢的局面。 垄断之外的剩余物品,如果政府不打算收购的话,可以由外国和中国商人自由交易。

这一贸易体系虽然不是完全自由贸易,但由于中央政府的鼓励和各级官员的支持与配合,运行良好。

到了宋末,随着政府聚敛财富的倾向加剧,出现了另一种趋势。 即为了便于管理,对外贸易将集中在广州、泉州等几个重要港口,其他地区禁止接收外国商船。 为了避免国内商人走私,限制国内船舶出国航行。

这种趋势的出现,给中国的海外贸易蒙上了一层阴影。

然而到了宋元第二代,由于皇帝仍然能够从对外贸易中获得大量的财政收入,虽然有制度上的限制,但精神上仍然鼓励贸易。 地方官员深刻领会中央精神后,并没有设置过多的对外贸易壁垒,造成重大损害。

2、商人冒充使者,对外贸易变成贡品。

到了明朝,情况发生了逆转。 这个笨拙的王朝继承了宋元的制度基础,却没有继承宋元的贸易精神。

由于明太祖重农轻商,明朝各地边疆官员不仅不鼓励贸易,而且还限制贸易。 他们认为海外国家与中国的贸易不是互惠互利的行为,而是皇帝的恩赐。

在这种思维下,明朝并没有制定一套好的对外贸易规则,也没有想过从对外贸易中获利。 在宋朝,每艘船只的到来都意味着巨额的财政收入,但明朝既不向海外船只征税,也不允许海外船只自由贸易。

明朝皇帝认为,外国人漂洋过海来到中国的唯一原因就是欣赏中国的道德文化,前来进贡。 他们将所有海外商业团体视为外交使团,而不是做生意的商人。 [3]

如果外国人想在中国做生意,他必须伪装成外交使节,然后才可以将货物进口到中国。 进口到中国后,不能自由买卖。 只能交给政府,运到北京进贡。 [4] 皇帝会赏赐这位“使者”一大笔钱,不仅足以覆盖货物的价值,而且比通过自由市场交易赚到的钱还要多。

在皇帝看来,外国商人的到来只是为了进贡、接受赏赐。 在外商看来,这是中国独特的贸易方式。 这种交易方式虽然怪异,但是却能赚更多的钱。

至于私人对外贸易,则是完全禁止的。 这使政府获得了对外贸易的垄断权,成为现代贸易垄断的先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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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洪武五年琉球帆船抵福州港进贡贸易图

除了东南沿海之外,面向中亚内陆的西北地区也制定了一套类似的规则。 西域商人带着货物到达边境后,必须在嘉峪关外等候。 当外国政府的使节经过时,商人会要求加入使节的队伍,冒充使节的随员,然后才能入关。

由于名额限制,跟随使节的商人分为两级。 那些较大的商人被允许随使节进京,向皇帝进献货物,皇帝会多次赏赐他; 而规模较小的商人则被允许前往边境贸易市场或更靠近内陆的城市。 通过出售商品,他们赚的钱少了,但他们仍然很满意。

3、进贡有利可图,日本人最会利用这一点。

明代这种对外贸易方式的确立,使得对外贸易不仅不再为政府带来利润,反而成为了巨大的财政负担。

由于奖励的价值总是超过货物本身,“买卖”越多,中央政府损失的钱就越多。 这不仅仅是商品价值的问题。 商人跟随使节进入内地时,当地政府负责沿途的食、宿、交通和安全。 照顾这些使者(商人)也需要大量的地方资金。

在这种制度下,海外的国王和商人都喜欢来中国进贡。 倒不是他们对大明帝国有多大的尊重,而是因为这笔交易是一笔划算的交易。

许多国家甚至利用制度漏洞牟取暴利。 最擅长利用朝贡漏洞的人就是日本人。 [6]

日本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可以进贡的只有工艺品、木材、刀具等小物品。 不过,明朝的王公贵族最感兴趣的是来自东南亚的奢侈品,对日本人的贡品不感兴趣。

但日本是一个特别需要海外贸易的国家,而且非常擅长贸易。 明朝限制港口,限制贸易数量,根本无法满足日本商人的需求。 在制度漏洞的刺激下,日本商人冒充朝贡团体层出不穷,携带大量走私物品。 除了一件贡品之外,船上还藏着十倍的走私物品。 贡品的价格常常虚报,以期获得高额报酬。

明政府发现日本人的诡计后,想办法对付他们。 一方面,它大大降低了日本贡品的价格,有时只给日本人想要的价格的六分之一。 同时规定日本人不得频繁进贡,每十年进贡一次,且每次只允许两艘船和两百人。 。 对于其他国家,明政府往往规定二至三年进贡一次。 对日本的单独规定,在日本人看来显然是一种严厉的惩罚。

由于贡品需求无法满足,日本人立即对中国沿海地区发动贸易和海盗攻势,中国进入倭寇频繁叛乱时期。 [7]

倭寇问题进一步刺激了中央政府,天皇颁布海禁,禁止人们进行海上贸易,并正式断绝了除朝贡以外的一切其他形式的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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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寇图卷》【明代】仇英画

4.如果你挑衅而没有给予足够的奖励,皇帝就会成为阶下囚。

在西北,明朝的这一进贡伎俩也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公元1449年,即明英宗在位十四年,皇帝被俘的土木堡事变与对外贸易有关。 [8]

这一年,在大宦官王振的怂恿下,皇帝亲自出征,与属于蒙古人远支的瓦剌人(现称卫拉特人)作战。 二十万明军在太原附近与瓦拉人接触后大败,退至北京。

北京的西部和北部,自古就有两条主干道。 一是经紫金关至河北易县,二是经居庸关至北京昌平。

在选择撤退北京的道路时,王震犹豫不决,失去了最后的逃跑机会。 当皇帝的军队撤退到土木堡时,他们被瓦剌人包围了。 此时,距离居庸关还有百里之遥。

土堡地势较高,水资源匮乏。 皇帝的军队又饥又渴,挖了两尺地也找不到水。 瓦剌人首领也佯装先退,皇帝立刻落入陷阱。 当明军准备南撤时,他们也先杀掉了卡宾枪,彻底击溃了明军。 二十万大军瞬间消失。 大宦官王振、英公张辅等大臣均死于叛乱中。

皇帝在宦官西宁的陪同下,向叶显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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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英宗朱祁镇(1427-1464)

当人们感叹土木堡事变羞辱了汉族政权时,万万没想到,这场冲突也是明朝奇异的对外贸易政策引发的。

瓦拉人喜欢来自中原的奢侈品,对丝绸、缎子、茶叶等有巨大的需求,但他们能为中原提供的只有毛皮制品和牲畜。 如果双方之间存在正常的自由贸易,将很难满足奥拉人民的需求。

但他们却善于利用明朝朝贡的漏洞。 像一阵风一样,瓦剌王公贵族争先恐后地向明朝进贡,用不值钱的东西换取皇帝的赏赐,逐渐发展成类似敲诈勒索的形式。

奥拉人的贡队也越来越大。 进贡队伍一开始只有几十人,后来达到了几百人,最后达到了数千人。 以前每年进贡一次,后来改为每年两次。 每次有人来,沿途各个衙门都要提供马匹、车辆、建筑物和殿堂。 当地政府也叫苦不迭。 [9]

朝廷赏赐的钱也越来越多。 皇帝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变相允许瓦拉人在边境做一些贸易,而不必把所有的贡品都带到北京。 即便如此,仍有大量瓦拉人涌入。

土木堡事变前一年,瓦拉人首领还派出了一支3000人的大进贡团。 明英宗终于忍无可忍了。 他严格核对了人数,发现进贡团体的规模只有瓦拉人声称的五分之一,于是他要求人们根据实际情况缴费。 [10]

明英宗的举动激怒了叶显。 第二年,他派出一支庞大的骑兵骚扰明帝国的边境。 明英宗在宦官王振的怂恿下,决定亲征,导致了土木堡事变。

对外贸易这个让历朝历代都受益匪浅的领域,在明朝皇帝手中就像是一场噩梦,无所适从。 这很大程度上与开国皇帝朱元璋对经济、金融的无知有关。 他心目中理想的社会是农业社会,农民种田,政府征收农业税来维持朱家的生计。 至于其他经济领域,他既没有兴趣,也没有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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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

纵观明代的对外贸易史,这是一部不断加强管制却日益扭曲的对外贸易史。 最初,政府想控制对外贸易,“宽待远方”。 于是,宋元时期的对外贸易制度就变成了怪异的朝贡制度。 这一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变形,引发更多问题。 这个问题不仅无助于增加政府收入,反而成为巨大的财政负担,变得越来越荒唐。

因为你进贡,我赏你,这是明显的亏本生意。 明朝对商业和贸易日益敌视,最终使中国陷入闭关锁国。 当这种保守思想固化在人们的头脑中时,整个社会对海外世界就充满了偏见和敌意,而且至今还没有完全扭转。

随着国家实力越来越强大,很多人开始期待再次出现“万国来朝”的现象。 比如几年前,屠洪刚唱过一首《精忠报国》,片尾曲是“愿保土收边,伟大中华将有八方来贺”。它。” 实在是让人有一种不知道现在是什么夜晚的感觉。

结尾

笔记:

[1]《宋史·食火志二十八》:七年,船遇风,至诸国边境。 紧急报告给下属,派人到附近船局购买。

[2]《宋史·粮货志下篇》:永熙忠在位时,遣八侍奉旨,送金帛,分四路,引海南吐蕃部落。 。 到海外与西藏做生意的商人,被命令到浙江两省船政厅索取官方证明。 如果他们违反了规定,他们的财宝就会被没收。 淳熙二年,下令广州行销船只。 别人家的好货,除了检验过的货外,只有一半能卖出去。 大多数时候,船到了,会先收取十件之一,然后根据货物的重量来确定价格。 每年将收获超过 500,000 公斤的条、条、植物和谷物。

[3]《明史·食火志》:海外国家进贡,获准与中国进行贸易。

[4]《明史·食货志》:初贡船至,有密官报之,遂起运。 玄宗的命令一到,立即奏了,不等报告就送进了北京。

[5]《续通考》卷二十六:洪武二十七年正月,严禁民间买卖。

[6]《明史·食货志》:琉球、占婆国皆恭敬,自便纳贡。 但日本叛乱并不常见,因此期限以十年为限,人数为两百人,船只为两艘。 金箔校勘和铭文被用作验证,以防止欺诈和伪造。

[7]《续通考》卷二十六:嘉靖二年,日本使者宗社、宋素卿以不同方式进贡,互相争真伪。 城船官员赖恩收受了苏清的贿赂,苏清说得对。 宗社成功了。 大规模袭击宁波。 对此,夏衍说:倭寇是由市场上的船只引起的,所以被拦住了。 现在集市结束了,日本商人可以自由进出了。 海上奸诈的暴君与他沟通,但法律和禁令没有生效,他变成了强盗。

[8]《明史英宗纪》。

[9]《明史·瓦剌传》:每进贡,布政大臣令,朝廷应二令; 他将给他非常丰厚的津贴,以及他的妻子和部长。 该故事只能供 50 人使用。 随着朝廷的赏赐,人数增加到了两千多人。 重复订单但没有承诺。

[10]《明史·瓦剌列传》:朝廷使臣到瓦剌,先行乞讨,凡有请求,皆应允。 瓦剌使者到来时,人数增加到三千人,又进一步减少,以危及他们的财产。 礼部如实给了他礼物,但他所要的五份礼物只得到了一份,所以他一开始非常羞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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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建龙·沃克

前IT工程师和财经记者。 科技专栏作家。 近年来,他游历世界各地,发表经济、历史、文化等多个领域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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